“高老叔”艾五喊。大有店这阵活不忙，长工艾五总能抽空在街上转转。此刻他正和丁盛说话，就在我家铺子前。他看见老道走过来便招呼，“荣奎五叔，一向可好？”
　　“你小子……胖妞妈让我教训你呢。”老道腋下夹一个蓝布小包，这时停下了，“你不在那正经事上下功夫，就知道钻草垛，急什么，把姑娘的扣子都撕掉了……”
　　“五叔，你得给我劝劝她妈，你不愿做我未来的老丈人吗？”
　　“你胡扯什么，妞妞妈就看不上你这一点，学点好，积点钱，做个小买卖。你今天叫我有啥事？说！”
　　“是丁盛，他求我跟你说一下，想进你的班子。”
　　“咋的了？锔锅不挺好嘛。这山望那山高。”
　　“咳，他那干妹子儿跑了，信了天主，进了三台子修道院，他也想信个教，我就劝他干你这行，挣钱多，又不耽误娶媳妇。”
　　这是真的，月娥当了修女，丁盛感受到了落差，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乡民中信教的那是上层人，在日本人统治下，财主们想借洋人保护自己的财产，多半投到主的门下。这有点像大城里的富豪躲进租借一样。
　　那一天，丁盛在肉铺遇到了杨约翰。一个英国人，意大利的国籍，他精通汉语，是一个披着牧师袍子的记者，走村串屯到处采访，他还能给牲畜看病。乡民戏称他“洋约汉”。丁盛说他要参加教堂的唱诗班。这位高个子牧师，歪着头，笑了，捏着丁盛的嗓子说，你的童声没了。丁盛垂头丧气又去找了因，要出家。了因掐着念珠问他叫啥名，丁盛心恼，天天见面还用问吗，不耐烦地说，哥哥丁茂我丁盛。了因微微笑了，爹给你俩留下遗训，要人丁茂盛，你却要少了香火，回家去，和你妈拜一个菩萨够了。原来妈信佛。
　　听了艾五的话，高老道故意提高嗓门，让那厢的丁盛听着：
　　“我们这口饭就那么好吃么。丁老二，五音就少了三个，还能奏乐……什么时候等我们要保镖的再说。”
　　丁盛不生气反到乐了：
　　“老叔，人家说你在班子里一个顶俩。”
　　“此话怎讲？”
　　“哎，——艾五接下来——说的是你老做道场的时候，袍子下面挂面锣，上面吹，下面敲，还说那裆里的锤又大又硬，敲得山响……”
　　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老头也不恼，向他走过来，艾五忙躲闪，要真动起手来，他可不是老叔的个儿。
　　“老叔，老叔，这可不是我编的——艾五讨饶——在茶馆听集上人说的……”
　　老高头站下来，用手指点他示意他住口。
　　“老叔，这有啥不好，老娘儿们都喜欢。听老人说，你年青时，三台子那小寡妇……”
　　这时，讨饭的老林头，也笑着凑上来打圆场：
　　“高老板，还记得吗，那年我的本家财主，一个小寡妇，给她死鬼男人做周年，不是单留下你，演奏两个晚上吗。”
　　“是演的‘十八摸’吧！”艾五又插话。高五爷不理他，却与叫花子老林头聊起来：
　　“咳，老伙计，还是你知道老底，你四处跑，多替我传传名，劝他们不要找黄腊坨子那帮吹鼓手，办丧事还吹《小老妈》（曲牌子名），行吗，我们有新曲了……，哪村有红白喜事，过来报个信儿来。”高老道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铜子儿，丢给那老叫花子。
　　“晚上到剃头房听你的曲儿，怎样？老叔，”艾五喊。
　　“我有正事。”高爷爷说着进了徐伯的铺。闲人走散了。
　　高老道高荣奎爷爷比我祖父小两岁，论起来还是表亲，他也是爷爷的好友，称爷爷“长润二哥”。他组织了一个以高姓为主的穿道袍的班子，但他们并没有出家，不是真正的道士，不过是一个乐队。为那些有钱人家做道场，超度亡灵。他们和一般的吹鼓手不同，除了打着道家的旗号，穿着统一的制服之外，他们是一个轻音乐队，乐器大多是笙管笛箫和丝弦，配一点锣鼓钹镲。
　　在乐队里高爷爷是领班和指挥，他吹的是笙，这是一种簧管气呜乐器。高爷爷的笙吹的极好，尤其是那丰满的和弦。听水石先生说，笙在古代和竽是一种乐器，笙比竽的簧少许多，竽是３６簧，笙只有１３到１９簧。《韩非子》的一篇文中说，齐宣王使人吹竽要三百人，后世竽只在宫廷雅乐中使用，到了宋朝便只有笙，也把笙叫竽。笙既有簧乐金属音的明亮甜美，又有竹管乐的幽咽绵长。
　　有一次肖家办事请一台吹鼓乐和高家的班子唱对台戏，双方都使出了绝活。高爷爷瞥见我便挤眼发出美妙的颤音，打着嘟噜，还把头歪来歪去……黄腊坨子的吹鼓手拿手的是“卡戏”——用不同音调的喇叭模仿戏中的生旦净丑。
　　高爷爷他们便是轻音乐，乐曲舒缓悠扬，把听众的情绪引向远方……对于悲痛亡者的亲人，它是长歌当哭；而对于在争夺遗产的儿孙，它又是摆脱烦恼净化灵魂的安眠曲。因此，一有丧事，十里八村都来找高老道的班子……
　　高老道这人个子高大，性情随和，喜欢与年青人嬉闹，是个老顽童。虽然他的班子有一点积蓄，生活也还宽裕，但自从妻子死后他一年到头却总是穿着那件旧道袍，登一双缝了掌的云鞋，戴一顶土地庙的屋檐帽。他这身打扮一来——用现在的话说——是作广告，二来是图随便，那道袍很宽松，只在腋下有两个纽绊，冬天套个棉袄，秋天套个坎肩，夏天光着脊梁。有一次，春天，见他在爷爷的铺子里晒太阳，一面和爷爷聊天，一面翻开领子捉起虱子来。当然，新一点的行头还是有的，在箱子里，那专为做法事用。
　　年青人爱耍笑他，戏弄中带有嫉妒：说他吹吹打打，也能过好日子！还说不是官绅却常吃酒席，比肖警长还阔。他们嬉皮笑脸地问，高叔，那女人为啥那么喜欢你，听说老叔炼丹，有道行，把那采阴补阳的房中术给我们传授传授……
　　还在少年的时候，有一次小朋友在泡子里洗澡，荣奎高五被伙伴激怒，跳上岸，当众宣示了自己那打种的优势。同伴们看得目瞪口呆，从此他也就得了一个‘高大锤’的浑号。有谁知三十年后由此引起的玩笑竟然与一场政治案件关联起来。周子杰出事那一年，长滩财主周家套车来接爷爷作杀猪手工，说是爷爷活干的利索，快，是金外公介绍的。两辆胶皮轱轳大车，一块去的，还有高老道的班子。周家办丧事，小公子掉进了冰窖窿里，事办得很排场，杀了好几口猪，差不多全村人都请了。不料席间出了点蹊跷事。两个戴礼帽的人在院子转来转去，这时候爷爷正坐在棚子里抽烟，顺便照看你高老叔班子的物件。突然，一个青年，高丽人，窜进来，东张西望，看样子是找藏身之处，高老道正吹笙，动了动腿，小子就钻进去了。过了一会，伙伴问，那什么在动，他从袍子下提出一面铜锣来……小子早走了。后来听说抓他反满分子。长滩人找他种稻子，那地方洼子多，渔夫姥爷还请过他，是个好小伙子，又精又诚！
　　这事后来在茨坨传开了。说高老道作法事的时候，裆里悬个锣，上面吹下面敲，说那锤又大又硬，敲得锣山响。这自然是一种玩笑，联系他早年的掌故。
　　可是借高五袍子藏身那小子竟是挂了号的抗日份子，高丽人安东。据警察说，他不但串连高丽人抗日，还是东满和西满义勇军的交通员。日本人对他穷追不舍。日本人把这事和高五的笑话联起来找高五盘问，高五哪里会承认这引火烧身的事。老道细想，让这掌故传开也好，绯闻不是更增加瞎话的色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