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我妈能在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说句实话，我妈突然在我身上用到爷们儿这个名称，我心里倒有些发虚了，扪心自问，自己从未担起过一个爷们儿该撑起的责任，仅凭我发表的那些豆腐块文章所得的稿酬，是绝对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所需。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我纯粹要以写文字为生的话，我这把骨头恐怕早就被阴朝地府的那帮小鬼们敲得“咚咚”直响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明一下，我其实一直还在靠着爹妈养活着。试想，一个连自己也养不活的人，如何去谈责任？又如何去扛起爷们这杆雄伟的大旗？

　　说起我妈的转变，我又不得不说说钟胖子。

　　如果钟胖子不占用我家的土地来建造什么造纸厂，我爸妈就会像往常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无暇用主观来印证客观存在的某种现像——比如我的性别。庄稼人可以不种稼庄，就像我一样，但庄稼人却不能没有土地，就像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我爸我妈一样。我爸妈没有土地之后，并没有过上钟胖子给他们策划好的所谓的清闲无忧的日子。相反，他们整天愁眉苦脸，魂不守舍，目光也变得呆板木纳。当然，他们也不是成天盯着钟胖子占用的那块造纸厂地皮发愣，他们把大部份精力都用在催款这件更具实质意义的事情上。为催款，他们去找过村长，村长说，他管不了这个事情。他们也去镇上找过相关的办事人员，结果镇上领导意味深长地说，钟云昆同志是全镇的纳税大户，不要因为别人富了自己就眼红，更不能因为自己一点私利视国家利益而不顾。这顶帽子很大，差点把我爸妈压得闭过了气，反正他们有气无力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们脸色铁青，毛发耸立。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爸妈反复找了上级领导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一直琢磨这句话，他们认定先人留下的话肯定有它的道理。他们深思熟虑后认为，只有找钟胖子才是明智之举。于是，隔三差五，我爸妈就往钟胖子的办公室里跑，当然，他们像走亲戚一样，时不时地把自家塘里养的王八捉一两只给钟胖子带去。可钟胖子吃了咱家不少的王八，仍旧是那句翻来覆去说得起茧的老话：“张大爷啊，白纸黑字写好了的，你们放一百个心，我钟云昆绝对不会赖你家的帐，只要资金到位，我立马就兑现。”我爸妈听了这话后便伸长脖子耐心地等，等到钟胖子建了别墅又买了豪华车，还用大把钞票拐走了凤儿，我家那笔款子依旧没有着落。

　　后来我爸妈开始泄气了，他们常一脸沮丧却又不免自我安慰地说：算了，人家可是当前的大红人，走着顺道，咱家走的是背道，胳膊再硬也硬不过大腿。

　　钟胖子的确是我们当地的大红人，他只要吆喝一声，和他称兄道弟的人就能坐上几大桌，就连镇上的一些干部见到他都点头哈腰地让他三分。这也难怪，钟胖子原来也在镇上当过几年差，后来辞职下海经商，和朋友合伙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零三年回村后，便经常邀请一群食客在“汇景苑”度假村吃吃喝喝。零四年钟胖子才开始招兵买马办起了造纸厂，造纸厂也顺风顺雨红红火火。应当说，钟胖子为咱们镇的经济发展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至少解决了一部份剩余劳动力吃饭的问题，凤儿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直不愿意相信凤儿会为了金钱甘愿出卖自己——去做了钟胖子的情人。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亲眼目睹凤儿同钟胖子勾肩搭背从他的私人别墅里出来，这话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当我见到那一幕的时候，也同现在一样，我眼前突然发着黑，那种沉闷让人感到窒息。不过我当时用手扇自己耳光的时候，有过明显的疼痛感。

　　我原来一直认为凤儿是我家塘里开放着的一株清莲，用“清莲”一词来形容，听上去有点文诌诌，也的确有点像我爸说的那样——一点也不像一个庄稼人说话的样子。不过原来我和凤儿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就常这么去赞美她。我觉得什么样的淤泥渍物也玷污不了凤儿的圣洁之身，可是，我独独我忘了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孔方兄”，它能在我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腐蚀、削弱着一个人的意志，在凤儿的身上，我算是见识到了它的盎惑力。

　　我决定去找钟胖子讨回公道后，早晨草草扒了几口饭，便挎着个背包直接去了钟胖子造纸厂。到那里的时候，还不到九点，凤儿已经在一台电脑上情绪激昂地玩着一种网络游戏——斗地主！我敢说，毛老人家如果还健在的话，他不知道会不会激动万分，因为他老人家当年的一个指示：打倒土豪劣绅！想不到在若干年后——直至现在，后辈人也还没有松懈下来。什么砸仓放粮，分割田地，虽然这只是在网络中模拟，但这也允分证明了毛老人家的确是具有超凡的号召力和领袖才能。这种批斗让平民百姓看了真的很过瘾，不过，我不想把坐在凤儿旁边色迷迷的钟胖子看成地主，虽然我是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但现在我这个贫下中农手里已握了一张欠据，按理说，有了这张欠据就能翻身农奴把歌唱了，若是放在解放前，就凭手里的那张欠款单，我就可以是耀武扬威逼催款的黄世仁，而钟胖子无疑就是当年唯唯诺诺的杨白劳。但现在的情形看起来比解放前复杂了许多，很多东西不好简单地来定位，就拿我是不是真正的爷们儿来说，我妈斟酌了三十年，才最后拍板下了一个定论。时代在演变，如今催款的和欠款的在气势上恰恰又调了一个个——欠债的一不小心成了爷，讨债的则顺利成章变成了孙子。这种变化足实让人瞪目伸舌，如果原来那些被租子逼死的佃户们知道会有今天的话，说什么他们也不会上吊寻短见，就算用绳子勒住了他们的脖子，他们也只会伸长舌头瞪着眼睛一直不咽下那口气了。

　　记得钟胖子当时见到我时，到像是见到了自己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很纳闷，自己和钟胖子并无深交，在他还没抢走凤儿之前，我们偶尔碰了面几乎也只是象征性的打个招呼。他竟然一反常态，和我又是握手，又是打着响亮的“哈哈”，做出一副和蔼亲近的样子。不过那“哈哈”声丝毫没有让我和他拉近距离，相反，它使我不由得缩起脖子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他让凤儿为我泡茶，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又瞄上一眼正在泡茶的凤儿。

　　我不清楚凤儿在那种目光的打量之下会思考些什么，但我在那种场合下明显带有一定的硬伤。凤儿在为我沏好茶后就尴尬地退了出去，钟胖子见凤儿出去后，便一屁股落坐在一把皮质转椅上。我怀疑钟胖子是演员出生，他能在转眼之间不动声色地改变自己神态。钟胖子在凤儿离开后就开始用一种不削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在对我作无声地挑战。透过他窄小的眼缝，我似乎从他的眼腺一直看到了他的内心：“老子就是有钱，还抢了你的女人，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清楚，如果我在心理素质上输给了钟胖子，那结局只会有一个——我非但拿不到那笔拖欠的款子，还只能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狗，从钟胖子的办公室里灰溜溜地走出去。

　　凤儿出去以后，整个办公室就剩下我和钟胖子两个人，我神情自如地坐了下来，钟胖子把穿有牛筋软底皮鞋的脚放在我斜对面的一张办公桌上，由于桌面较高，旋转椅又放得过低，从我的角度看过去，钟胖子整个人像过年时村里每家每户倒挂在房梁上准备开膛破肚的大肥猪。他慢条思理地点燃了一支烟，把一款镀金的打火机“腾”地一声扔到了桌子上，然后眯着眼若无其事地吸着烟，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我在说明来意后就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并皱着眉头略有所思地盯着钟胖子的脖子左看看、右瞧瞧，像是屠夫在猪颈子上寻找最佳的切入点。直到我把钟胖子看得心里有些发毛，他才识趣地收起架在桌上的双脚，然后两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坐直了身子。钟胖子开始试图用对付我爸妈的计俩来唐塞我。要知道，所有的理由只不过都是托词、借口，它只不过是在为推卸或逃避一定的责任为自己找到的看起来合乎情理的支撑架。我不想听钟胖子打着官腔在我面前诉造纸厂有什么样的苦衷，更不想听他所谓的承诺。他这种把戏，我在小时候也玩过，只不过我玩时所针对的对像都是比我还幼稚天真的无知小孩子，即便如此，这种把戏也不能经常玩，玩多了就没人肯上当了。我讪笑了两声，便从挎包里拿出笔和纸，打算就在钟胖子舒适的办公室里写一封自己深思熟虑后却迟迟未动笔的举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