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老朽应邀走进烟雨红尘杂文编辑的行列。说句心里话，感慨多于兴奋。老朽今年已经六十有五，早已过了喜形于色的年龄，但是对此回的受邀与应聘，还是感慨良多。
　　算算从去年12月无意中闯进烟雨红尘，到今天，不过就是100多天。几乎一股脑把自己这些年积攒下来，自己还算看的过，比较满意的长篇短作、诗词歌赋、散文随笔，几乎全部重新发了一遍。当然，也少不了在这三个月里，专门为了红尘写了不少新作。
　　草草统计了一下：有正在更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四篇《青春如歌》《玲珑玉女》《梦幻公主》《深渊》，短篇小说、新诗、古诗词、散文、杂文等合计305篇。
　　我这个人活到现在这个岁数，喜欢文学创作了一辈子。大约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23、4岁吧，还是正在建设兵团耪大地的知青时代，就开始学着那些高中生的哥哥姐姐们，趴在炕头上写小说，写诗歌。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写。
　　估计那些懵懵懂懂的欲望，也就是与青春期的萌动一起随之而来的冲动。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可就是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因为不懂，所以也不知道忌讳，便是什么都敢写了。随便写了几句大漠风沙，就敢标榜上“散文”的头衔，胡乱诌了几个分行的句子，就说是“诗歌”，还有5个字、七个字的句子，弄上四句、八句，便大言不惭自称“绝句”“律诗”了。其实就是些写给自己看的文字。
　　自己闲来无聊写成文字，倒也无所谓错对、好坏，一旦公布出来，炫耀文采，会变成哗众取宠、贻笑大方的笑话。好在因为时间久远，我这个人又不善于收藏，加之一生变迁巨大，这四五十年前的本子，也就随着时光岁月烟消云散了。否则现在一定会拿出来供大家茶后饭余一笑。
　　当时我只是个初中生，就文字和思想水平而言，在那批老战友中间，恐怕最多算中下等，被一些自诩为才子才女的高中生看不上眼的。在那个阶段，我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可以参考的书籍，完全是属于“无师自通”。
　　偏就这样走入“文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也停不下来了。
　　大约从1973年开始，也就是从离开宁夏十三师，进入长江起重机厂开始，我的创作生活走进一个新阶段。利用曾经的知青生活为蓝本，开始撰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另外为厂里工会宣传队撰写的曲艺：对口词、快板书、小话剧剧本。
　　仅仅那部所谓长篇小说，我就在1973——1977的三四年内数易其稿。第一稿定名《火红的青春》，一年后完稿，共计34万字。第二稿更名《独柳滩》，大约在1974年完成，总计75万字。74年底，我携带这部长篇小说到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投稿。75年初，应四川人民出版社要求前往成都，为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修改明确方向。一年后，再次更名的长篇励志小说《红柳滩》正式完稿。共计文字105万，插图58幅。所有插图都是我一位同厂朋友创作的铅笔素描，可惜这笔宝贵的财富，在一次大火灾中付之一炬。
　　这部长篇小说被按照当时的创作原则做了一次面目全非的修改。因为当初的文学创作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要宣传工农兵英雄人物，塑造的艺术形象必须符合“高大全”的标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就是范本。
　　那个时期，我算有了专业老师的指导，他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二处的李老师。他是一位责任编辑，也是二处的副主编，年龄大约有40多，戴个眼镜。当年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吧？因为是四川人，又有些才气，毕业不久被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回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叫李翔吧？是这位李老师看中了我这部处女作，也是他一直通过书信方式指导我。以后也是他的推荐，这部作品列入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度的出版计划。
　　然而，风云突变。1976年10月初，中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浩劫终于宣告结束。中华大地百废待举，文化战线的所有既定内容全部被否决，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的出版计划自然也在其内。我很快接到了李老师的退稿信，短短几行字决定了《红柳滩》的命运：“……您的这部作品，由于已经不符合新的出版政策，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出版，现将原稿退还。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坚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不符合新的出版政策”，九个字枪毙了一部三易其稿，累计两百万字的作品。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呕心沥血整整五年的结果。那时候，自己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打击，因为这个打击，我有差不多整整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
　　如果知道这两百万文字，我是用什么方式写下来，就一定会理解为什么对我打击会有这么大？当初我是一名炉前工，除去休息日，每天工作平均大约8小时，住集体宿舍。为了不影响工友休息，我改装了一只方靠椅，椅背上装了一只小吊灯，每天端一个小板凳，在这个土制的“写字台”前面工作到深更半夜。
　　如今这些都变得一文不值、毫无意义。
　　这五年的辛勤创作，并非毫无意义。由于我不断的写作与修改，尤其后期又得到李老师的指导，自己的写作水平，创作技巧，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的文字开始走向成熟，词汇逐步丰富起来，文章在写作技法和谋篇布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不知不觉的进步，才使得我具备了次年，以一个初中生的资格，去参加恢复后的高考，而且可以从录取率不足2%的几千万高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文科专业的新生。我想没有这五年来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不懈努力，我完全不可能在77年的恢复高考中获得如此好的成绩。
　　这个阶段还是保留下来部分文字，《红柳滩》原稿虽然已经不完整，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下来。如今这些发黄发霉的纸片，已经如同珍贵的历史文物，我一定会继续保存下去。
　　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两次大约有一千多万考生参加高考，两届大致录取了70万考生，录取率约6%。
　　由于文科报考和录取人数的悬殊，录取率仅有2%左右。而我，一个下过乡八年，又进厂干了五年炉前工的初中生，居然非常侥幸地跻身在这不足30万的被录取的文科考生中。从此，我的文学之路，终于可以走上规范化的历程了。
　　在校期间，我除去保证每天大约6小时睡眠和2-3小时吃饭时间，每天读书时间至少超过12小时，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终于第一次从内行的角度读懂了文学与文学创作。我也是第一次用学文人的眼光去看那些古今中外文学大师、文学巨匠的弘篇巨作：如《红楼梦》如《茶花女》如《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阅读，让我明白了究竟为什么好的文学作品会如此震撼人心？又为什么自己的文字会那般苍白无力？
　　这期间，我的个人创作开始转型，完全停止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尝试，主要创作短篇小说、散文与现代诗歌。这些习作，大多发表在大学自己主办的校刊，以及一些在四川出版的刊物和杂志上，比如当时泸州有一个叫春芽的刊物，就是我在大学期间与一些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士共同主办，我不仅是这本杂志的主要写手，也是一些专栏的责任编辑。创作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知青生活，而是开始用文笔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在创作技巧方面，我已经摆脱了前两个时期的那种随意性，往往只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写到哪了算哪里，不讲丝毫的章法与格局，开始注重谋篇布局的手法，讲竟文章结构。另外，词汇方面，因为大量阅读的效果，早已不是当年那种苍白无力、枯燥无味，而变得丰富多彩、灵活多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