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京，我预先让兄弟安排了宾馆和车辆，算是尽尽地主之谊。可惜去的人不多，只有老轨、梦呓夫妻，秋霖和她老公，再加一个调律师。
　　算起来，北京应该是我家之所在。55年跟着母亲由上海移居北京，我们家就在北京扎根了。之后，父亲因工作调动，又回到江南，可我们的家，始终还是在北京。自从我们带着孩子，在81年也回到了江南后，苏州才算有了另一个家。于是，我们家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南面，是父亲为主的家；北面是母亲的家。当然，家，总应该以母亲为中心，所以，我们的家，主体还是在北京。
　　我们家的格局一直与众不同，几乎永远都是分成两半的。刚解放时，是父亲独自在部队上。虽然不打仗了，可一位将军的位置，肯定是在军营。再以后，父亲调离部队进京了。那时，我们一大家子人在上海。举家搬迁入京后，我们住在父亲所在的大院，而母亲在京东的酒仙桥上班。我的童年就在一所军事大院里度过很多年。几年以后，母亲在酒仙桥分配到了房子，我们一家子都搬过去。在北京我们又成为两处家的格局。一处在西，位于复兴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另一处在东，酒仙桥的北京电子管厂家属区。直到父亲转业到苏州工作，我们在北京都有东西两个家。
　　也许就因为我们家的特殊性，“家”的概念，对于我，并不清晰。伴随的还有自己究竟该算哪里人？
　　我的祖籍是浙江南浔，一个叫季村的地方。那里是我严氏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那里还有我家宅基地，我们兄弟也打算把祖屋重建起来。叶落归根吧，我们总还是江南人。只是，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一个出生在南浔这块土地。我，是生在常州的，未满周岁就随着母亲到了上海。
　　我家祖籍虽然在南浔，我的祖父却早年轻时已经移居上海从商了，只是把祖母留在老屋里。祖父是解放初期去世的，我去参加过他丧事，当然是由庶祖母领去的。那一年应该是53年，祖父77岁。据祖母告知，他20多岁已经在上海定居。推算起来，大约是1900年前后。那个时候，十里洋场的上海，也刚刚处于青春期。从祖父定居上海计算，我可以算地地道道上海人。何况，我虽然在外漂泊了整整半个世纪，终究回到上海定居已经七八个年头？
　　其实，我从来不曾介意过自己算哪里人，也实在说不清算哪里人。别人问起，我只有回答：祖籍南浔，生在常州，长在上海，读书在北京，下乡去宁夏，进厂在泸州，从商福州，户籍在苏州，如今回归上海了。简直就像数来宝！几乎可以肯定，像我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万里挑一。
　　话扯远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对于家的概念，总是那样模糊。注定了此生就是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今年初，母亲去世以后，北京这个家，对于我，已经不复存在。去北京，我再也不能说“回家”了。因为，北京已经没有我的家，有的只是早已各自独立门户的姐姐和兄弟们。
　　然而，无论怎样，北京对于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我的生命轨迹里，刻写着在北京度过的许多无法抹去的记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自从65年我离开北京后，这几十年来，每一次回京，都会触动我内心最深处的伤痕。北京，对于我，永远都是个割不断理还乱的心结。
　　【10月18日京都一日四处游】
　　——天安门记事之关于纪念堂
　　我们是17日9点多的飞机，飞抵北京机场虽然没有超过子时，可等我们拿好行李，然后去等候机场大巴，再从大巴终点打的到预定的宾馆所在南菜园街的时候，已经是18日的临晨大约2点以后。我的弟弟本来为我安排了一部7人座的车，我没有让他到机场来接我们。半夜三更，不想给人太大麻烦，何况他安排的不是司机，而是公司的财务部长？于是，我只是让他在宾馆等我们。我们在宾馆和小王碰头后，我给了他一份行程计划。按计划我们18号的行程是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
　　18号一早，算起来是我们到北京6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
　　对于我，“天安门”仅是一个深刻在心中的一个概念，亦或可以算是一种信仰的标志。在那些过去的岁月里，这个信仰标志，让我保持了永不言败的斗志，直到我成为一个即将迈入暮年的老人。然而，对于这次的几个同行伙伴，“天安门”这个词，可能是他们前半生的一个梦想，一个魂牵梦挂的地方。
　　也许因为都不再年轻，我没有在他们眼中看到泪水与激动的火花，可是，我明白在他们心中正在涌动着一股暖流。每一个中国人，正在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前，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在我们心里升华。都会在心中默默咏颂：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中国人！
　　天安门南端的纪念堂前围满着人群，那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国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衣着看得出，他们多数来自偏远的农村，他们默默的跟随着长龙般队伍移动，认真而肃穆，庄严而虔诚。
　　我不知道这个纪念堂里那位长眠的老人，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那里，守望着自己用毕生换来的这一切多久？也不知道人们对他这种发自内心的崇仰，还会保持多少年？更加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会不会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位老人了？
　　这些年过去了，对这位老人的评价分歧越来越明显，甚至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谩骂，始终围绕这位死去多年的老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为他辩护，我只想告诉世人——他，永远是一个伟人！那不是几句谩骂与侮辱可以掩盖的绝世伟人！
　　—天安门记事之关于天安门广场
　　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是童年。
　　那是1956年，全家随着母亲的工作调动移居北京。几天以后，稍作安顿，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看天安门广场。至今我都脑海里还保留着第一次看见天安门广场时的记忆。它是那么大，那么的气势恢弘。我当时一定以为，这个广场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
　　在北京的几年里，几乎每年都会去几次天安门广场，最初总是随着家人，以后也曾跟学校去。随着年龄长大，独自也会去了。
　　我喜欢这里，喜欢这气势雄浑，庄严肃穆的大广场；喜欢那座巍峨的天安门，金黄的琉璃瓦，暗紫红宫墙,城头上迎风飞动的红旗,正中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喜欢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四周那些生动的浮雕，总会使我浮想联翩．我更喜欢仰着头，看那杆在蓝天白云下的五星红旗。
　　那时候广场也有很多人，他们和我一样喜欢这个让全中国向往的地方。当然，比起现在，人是少了无数倍。
　　在初中二年级时，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穿着蓝裤子、白衬衫，脖子上带着红领巾，左臂挂着三道杠，是游行队伍中少年先锋队的方阵。这个方阵是北京市在全市少先队优秀队员中遴选出来的。走过天安门时，亲眼看见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看见毛主席在那里朝着游行队伍挥手。
　　离开北京以后，每一次回京，我必去的地方一定是天安门。说不清理由，也许是一种心灵埋藏的虔诚吧？
　　只是，以后每一次的瞻仰，总会有许多不同的感觉。包括“四五”、“六四”以后的一次次来到此处。
　　最近几次，最不好的感觉就是多了几圈栏杆。
　　我当然可以理解，那是为了安全。围起栏杆的广场毕竟比较容易管理，自然也就提高了安全系数。尽管是大煞风景，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一次干脆想上去看看纪念碑四周的浮雕都不行了，实在很是遗憾。
　　我不知道这次随我一同来的秋霖夫妻和调律师，对这次瞻仰天安门广场会有怎样的感触？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生平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至少，我还是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天安门记事之关于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城楼，应该是整个天安门最神圣的地方吧？当然，很多年来也是个在老百姓眼里很神秘的地方，至少在对外公开开放之前是这样。开放后，曾经上去过。因为是冬天，又是一个人，城楼上北风凛冽，实在站不住。匆匆朝着下面的广场看来一眼，便又缩着脖子逃下来了。什么深刻印象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