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候，大约才几岁吧，我经常穿着开裆裤，编个青枝绿叶的草帽戴在头上，跟在一群大孩子屁股后面，漫天野地，没远没近地跑。有时在门前的沟洼洼里，有时在场院边的麦地里，有时在禾场上的草垛间，有时在土壕里的草丛中，钻出来，溜进去，卧倒爬起来，爬起来卧倒，冲啊冲啊地疯玩。贪玩起来，就没个完没个了，常常忘记了吃饭，害得祖母满村找。就是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祖母就抱着衣服，撵前撵后地叫。
　　有人见了就说，这些小混蛋，整天光学电影里的，翻天了，快成一帮子土匪了。想想也是，有时齐声呐喊着，冲锋着，土块一个劲乱扔着，一下子直弄得烟山土雾，惊得鸡飞狗跳墙，还真像土匪、像日本鬼子进了村。
　　那个年代，乡下人一到天黑，就无事可干了。可是，每当夜幕降临以后，我们就像夜猫子一样，奓起了耳朵，倾听着沟圈那边的动静。一旦夜气中远远地传来发电机突突突的声音，我们就手舞足蹈，一蹦三尺高，呼朋引伴，火烧火燎地缠着大人们去看电影。
　　其时，我们乡下人的文化生活是很单调的，除了平时看些样板戏，就是看电影了。所以，男女老少，看电影的兴致始终是蛮高的。我们村在公社所在地，公社里有专门的放映队，队上有三个人，一个姓马的男子，一个姓贺的女人，还有一个就是村里名叫权生的年轻人。他们一年四季，用自行车驮着放映机、电机、片子、银幕、喇叭这些行当，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地演。往往他们一来，整个村子就沸腾起来。
　　乡下没有电影院，都是没有围墙的露天场子。我们村的电影，有时在公社的院子里放，有时在大队的院子里放，有时在中学的操场上放。选择一个背风而开阔的地方，要么靠着高高的房檐，要么在两棵树之间，就扯起银幕来。傍晚时分，放映员就开始忙活了。一群大孩子放学后，连家也顾不上回去，就背着书包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跟前跟后，七手八脚地帮着放映员，抬电机，搬桌子，抬梯子，挂银幕，接电线，提片盒，上房或者爬树安喇叭……屁颠儿屁颠儿的，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切收拾停当了，放映员就开始倒片子、试片子。我们迫不及待围着看。这时候，太阳还老高老高。一些很鬼精的伙伴，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了砖头瓦块，在银幕前的正中位置，整整齐齐地垒起了自己的座位，也为爸爸妈妈提前占好了位置。他们索性把书包摞上去，坐下来，三个一团，五个一堆，一边左顾右盼，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一边交头接耳，兴致勃勃地嬉闹着。夜幕终于降临了。吃过晚饭，大人们腋下夹着小凳子陆陆续续地来了。电影开场了，场子外，人影绰绰；场子里，人头攒动。母亲呼唤着儿子，儿子呼唤着母亲，一声接着一声，秩序乱极了。可笑的是，有一回，我提前抢占好了位置，等着等着，竟然埋头呼噜噜地睡着了。电影结束了，母亲叫醒我，我还以为才开始。为此，心里还后悔了几天。
　　似乎那个时候，上演的都是关于战争题材的片子，但那却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最爱，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对《西游记》一样百看不厌。于是，我们就如饥似渴地观看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在那个颟颟顸顸的童年时代，我们其实啥也不懂，不懂社会，不懂人生，不懂历史，更不懂电影里的时代背景，反映的是什么事。因而，看电影，也只是囫囵吞枣，看个出来进去，看个打打杀杀，希图个热热闹闹。用一句俗语说，就是狗看星星，连个稀稠都不知道。有一回，看了《铁道游击队》，敌人一通抢掠后，有位大爷头系白毛巾，敲着锣，边敲边喊：“平安无事了！”那时不懂普通话，也学着喊：“平安五十了！”我心里就犯嘀咕，怎么就是五十，六十、七十不行吗?”真是太可笑了。尽管如此，一听到远处发电机响，我们依然心花怒放，依然乐此不疲。甚至几个人不惜跑上几里路，也要偷偷去邻村看一回。有天晚上，我们看了《狼牙山五壮士》。第二天，一个小伙伴就站在高高的土坎上，做着鬼脸，学着五壮士的样子，悲壮地高喊起来。喊完就转身勇敢地跳下去了。跟着，下面就传来了狼嗥似的哭声。原来，他的脚被绊了一下，人颠倒下去，头重重地杵在了地上。天庭上立马凸起一个鸡蛋大的包来。我们笑着笑着，就怎么笑不出来了。
　　不过，战斗片看得多了，也似乎看出了一点门道。我们有了最基本最朴素的是非观念，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好人总是最后战胜坏人。议论起来，也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好人怎么怎么样，坏人怎么怎么样。有一回，看完电影《红牡丹》，小伙伴们很不满意那个糊里糊涂的结局，就激烈地争论起来。主人公到底最后是死了？还是活着？有的说，她明明跃马跳下悬崖，肯定死了；有的说，最后被好人救走了，绝对没死。争执不下，还去问了邻居上中学的大哥。当时，我就非常困惑，非常纳闷，好人怎么会死呢？怎么也不甘心啊。
　　不知不觉间，就背着书包上学了。那个时期，农村的改革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都改头换面了，大的改成了镇，小的改成了乡。我们那里是一个小乡，各村也大都通上了电，原来的放映队散伙了，只剩下村上的权生兄弟俩支撑着，看电影也开始卖票收费了。这时，凭着发电机判断演不演电影，自然是不行了。但我很快就发现，只要远远地看见乡镇府门口挂出一个红牌子，就知道晚上一定要演电影了。为了把消息弄准确，我几乎每天上学或放学都要绕道去乡政府门口侦查一下。
　　原来的电影不收费，不卖票，场子是没有围墙的。可好处是，那时乡上已经在街边圈起了十几亩地大的园子，里面建起了一座洋洋火火的戏楼，临街安上了大红铁门，大门上又开了个小门。于是，权生就在临街的墙上开了卖票窗口，经常在这个园子里演电影。大人的票价起初五分钱，后来一角、贰角、五角，最后卖到一元钱。应该说，票价不高，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检票员一般都是请的陌生人。他们也有人情呢，领导、熟人、朋友也偷偷往进放。这时，个别聪明机灵的孩子，就钻空子，悄悄拽着他们的衣角混进去了。有的胆子很大，趁着人多，检票员不留神，从别人胯下往进钻，往进溜。可真正买票看电影的大人不多。他们只是在影剧院门口踅摸着，等待着。一旦半场过去，那大铁门就打开了，外边的人也被放进去了。
　　我不会往进混，也不会往进溜，就属于经常在影剧院门口踅摸的人。有一次，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跟我来，不用买票的。他把我带到围墙的水眼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个水眼已被捣得像个狼窝。看着有几个人钻了进去，我也赶紧趴下钻了进去。后来，这个水眼还是被发现了，他们早早从茅坑里淘来一铁锨大粪倒了水眼处。一个不知底里的小家伙爬了进去，弄得满身臭烘烘的，传为笑柄。水眼是无法进了。有天晚上，那个伙伴又带我来到了剧院后墙处。只见墙头上趴着一个个黑影，墙内的手电光扫过，就露出小脑袋来。原来都是一些翻墙的小家伙。电影开始了，园子里一下子暗了下来。觑着墙下无人，他们一个个就跳下去了，飞快地跑向人堆里。我心里很害怕，犹豫着，犹豫着，也了跳下去。不料，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从墙下追了过来。我逃命似的钻进了戏台的后门，来到了舞台上，那人紧追了上来。实在无处可逃了，便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地，从一人多高的戏台前沿径直跳了下去，很快钻入了人堆……为了看一场电影，简直跟做贼似的，直至跳墙而下，铤而走险。这是一次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逃票经历啊！从那以后，我宁愿不看电影，也不去翻墙。
　　后来，大概是读初中的时候吧，权生得了一场大病，不到一年就走了。放电影的事情就落在了他的弟弟身上。不久，电视兴起来了，买电视的人越来越多。乡下的电影事业就一日不如一日了，他的弟弟勉强维持了几年，实在干不下去，也就彻底撂手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