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一下船，看见一群孩子在嬉闹，我看了看怀表已是三点。我扯住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用我刚刚学会的半通不通的德语，一面打着手势，问怎样绕道才能到达山坡上那个带露台的大房子。男孩傻笑着说，那是他的家。于是他便在头前带路，兴奋地蹦跳着。
　　我们上了一段坡，到了我昨天来过的地方，转了一个弯，又沿着石头堆成的围墙走了百米左右，停在一个便门前。孩子推开了门，领我顺着很陡的小路上了山。两旁的坡上长着葡萄，太阳照进来，它的通红的光线映在绿色的藤蔓上，映在松乾的土地上，也映照着白色的房子和那宽大的露台。我特别留意昨天那女孩并没出来。
　　“到了！”男孩笑着露出他洁白的牙齿。接着他呼唤了一声“爷爷”，从屋里走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健壮的老人――哥萨克，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疾步前趋：
　　“大叔，我是俄国人，学生，谢尔盖．彼得洛维奇。”
　　哥萨克眯起眼，打量了我一下，随即伸出他的大手，握住了我：
　　“你叫我葛利高里吧，欢迎你，谢寥沙。”接着他又向屋里高喊，“安娜，快出来，老家的客人来了。”
　　这时从屋里匆匆走出一位姑娘，我认出她正是昨天我见到的。她头上包着手帕，穿一件旧的连衣裙，外面还系一件粗布围裙，看得出，她正在做家务。她一手遮着太阳，打量我。我正不知如何称呼的时候。大叔宏亮的嗓音响起了：
　　“我的小鸽子，我的外甥女，他父亲安德烈，苏联英雄，战死了。”
　　“舅舅――”姑娘嗔他。
　　“安娜.安得烈夫娜，请接受我的敬意。”我走上前献上我的花，嗫嚅道，“不过……我不知伯父的业绩，我是被您的歌声吸引来的。”
　　姑娘笑了笑，接过花，有些害羞，一只手在围裙上搓着。我伸出手去，她便迅速把握了，面颊顿时红起来。
　　“舅舅，您和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先到露台上去坐，我去换件衣服。”她向我含首微笑，扭身进屋去了。
　　“刚才我不是有意夸耀，”大叔诡谲地小声对我说，“我是想告诉你她的父名。”
　　“谢谢大叔，我的造访实在太唐突，我对安娜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您和孩子一道同行。”
　　“您会了解的，会的，我讲给你。”
　　说话间我们走过堂屋来到了露台，我觉察到他有一点点跛足。我们在木椅上坐下来，面前是个小几子，那边是一个方桌。
　　“海涅，”大叔用德语呼唤那个小孩，他是尾随我们进来的，“你母亲在吗？”
　　“她刚回来，爷爷。”孩子快乐地回答。一面弯腰看我手上的画。
　　“那么，请她拿一罐酸奶来。”孩子欢快地跑了。
　　“这儿的人，习惯以名人命名吗？您叫他――”
　　“不，”葛利高里爽朗大笑。“我们从苏联来，给他们带一点革命气息。所以，我管这个可爱的穷人家的孩子叫海涅。德国诗人，比起哥德来，我更喜欢海涅。哥德虽然才华盖世，但他是个浪子，而贫苦出身的海涅才是德国的高尔基。他是马克思的好朋友。”说到这，老人忽然颂起海涅的讽刺诗：
　　“如果他有很多的财物，
　　他得到的会越来越多。
　　就像你只有一点财物，
　　它也要被别人剥夺。”
　　老人忽然愤慨起来。这时，安娜进来了。她捧来一个花瓶，那里面插着我送的天竺葵花。她把她放到了几子上，把花枝理了理。顿时宽大的露台弥散开她的芬芳。
　　安娜看着我现出灿烂的微笑。我的心砰然跳动。她特意穿上那天我见的白衫。我在学院里画过许多模特，却从未见过如此秀美娇媚的女孩，她身姿婀娜，脸，孩子一样柔细光滑，怯怯的疑问的目光，单纯而圣洁。
　　她拿去我手中的画，坐在我身边，欣赏，随后又把它送到舅舅的面前。老人把画端起，推开，身体向后仰：
　　“安娜，你来看，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暮色，山林和古堡的阴影袭过来，压向露台，而公主的白衫在夕照中，现出神圣的光。身陷魔窟的柳德米拉，哀而不伤。”忽然他又吟哦起来:
　　“从我的泪珠里，
　　长出鲜花朵朵。
　　我的叹息变成
　　一首夜莺的歌。”
　　“舅舅，这不是柳德米拉。”安娜笑了。
　　“是啊，是啊，这是海涅。”老人说。
　　安娜小心地把那幅画拿进她的的卧室。
　　这时，女房东，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谦卑地向老人鞠躬，问是否进晚餐，老人微笑点头，她便退下。安娜也忙去帮她，很快，两个人一起回来，端上一个大托盘和一个装酸奶的瓦罐以及碟子、匙、砂糖、浆果和面包。
　　安娜在客人和舅舅面前摆好了刀叉餐具，老人示意：
　　“年轻人，品尝一下此地的乡土风味吧，我们可以一面用餐一面观看周边的风景。”
　　此时，小镇上的音乐也响起了。安娜说这是大学生们在集会。
　　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莱茵河躺在我们的面前，在绿色的两岸之间闪着银光。而天空耀动着透明的空气，清洁而深遂。
　　我慢慢享受着真诚的友谊和这异域风情。
　　晚餐之后，撤下餐具，女主人又拿来两瓶葡萄酒。老人和我把着杯，悠悠的谈着。天色渐渐暗下来。
　　“这次，我们来德国是为了安娜的求学。她想上维也那的音乐学院。说来话长。”老人看着我，现出真诚的推心置腹的神情。“她父亲，我姐夫，安德烈，是红军骑兵连长。在清剿马赫诺匪帮时牺牲了。那时安娜刚出生……后来苏联制定了优待烈士子女的政策，安娜可以享受公费留学。她爱好音乐和文学，十年制的毕业成绩很优秀。她还在在基辅的艺术学院念了两年。她所以选择维也那，一方面那是音乐之都，另方面是因为我的一个妹妹，她姨妈在那。”
　　“您和安娜去了那儿吗？”我有兴趣的问。
　　“还没有，我在观察形势，我当过兵，我感到这儿的气氛紧张，德国不久前吞并了奥地利，现在还在扩军。你看房东的丈夫，三十多岁了，还被征了兵。希特勒要打仗，打大仗。他打谁？打法国？英国不会不管，物伤其类，而且德国在欧洲称霸对英国是个威胁。打苏联，英法乐得壁上观，共产主义对他们是个幽灵，他们做梦都想除掉斯大林。”
　　“苏德不是签约互不侵犯吗？”我问。
　　“障眼法，都想用狗屁条约麻痹对方。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他们瓜分地盘，我们不会介入。我们正忙着建设，不想打仗，但也得防着他们。苏德真要开战，我就带安娜回国。”
　　“姨妈知道安娜要来吗？”
　　“知道，她说，过些天，她让安娜表哥来接。拍了电报。”葛利高里笑了笑，“我那妹夫是个资产阶级，在旧俄政府里干事，表面上文雅，内心看不起我们穷人，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带全家跑到了奥地利。大外甥小时候见过，那小子也是个希特勒分子，奥地利变成德国的‘东部’之后，他参加了党卫军。过些天他要来接我们。”大叔不语了。我感谢他把我当做知己吐露心声。
　　大叔端起杯笑着问我：
　　“家里的老人都好吗？”
　　“他们都不在了，我也没有兄弟姐妹，远东的家就剩一座空房子。”我平静的回答。
　　“对不起，孩子，我触到了你的伤痛。”老人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无语了。也许，这个话题引起了他的感伤。
　　月亮升起了，它的银色光辉在莱茵河上闪耀着，自然界的景物有的明亮起来，有的暗淡下去，有的在变幻着。风息了，从土地上散发出温暖的芬芳。
　　“大叔，我该走了，再晚怕没有渡船了。”
　　“好吧，明天见。”他转向亮灯的窗，“安娜，客人要走了。”
　　安娜出来了，她换了装，长裤，短衫，戴个便帽。
　　安娜带那小孩送我，小孩还扶我走下那葡萄架间的陡坡。我抚着他头问，“大叔为什么叫你海涅？”
　　“因为我会唱《罗累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