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诗序。《左传》中有个很特别的篇章《季札观周乐》，为我们揭开《诗经》原始而神秘的面纱提供了宝贵线索。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周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以下……然后是《小雅》《大雅》和《颂》。这大约就是原始《诗经》的次序。
　　现在《诗经》的次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然后，《小雅》，《大雅》，《颂》。
　　《诗经》有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都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殖民地，同属一《风》，《邶》《鄘》《卫》都在故商王畿千里之内，也同属一《风》，如此一来，则变为十二《国风》。
　　现在《诗经》与原始《诗经》差别在于《豳》和《秦》的位置：现在《诗经》中《豳》在《国风》最末，原始《诗经》则在《齐》之后；现在《诗经》中《秦》在《魏》《唐》之后，原始《诗经》则在《魏》《唐》前。这种差别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奥秘。
　　先看原始《诗经》。《诗经》有四方之音：《周南》《召南》属南音；《邶》《鄘》《卫》属北音，《郑》出于《卫》，也属北音；齐乃东方大国，周公东征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已成《豳风》，故《齐》《豳》属东音；《秦》《魏》《唐》属西音；陈、桧、曹皆诸夏之国，保留着夏的遗音，周人慕夏所以也收录进来。原始《诗经》的排序理由显而易见，即以《王》为中心，按南北西东方位次序排列。这也符合上古“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
　　古豳国为周人先祖公刘所建，灭亡于商初，曾对周室兴起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在《诗经》编辑者眼中，将早已灭亡的豳置于秦、魏等大国之前显然是失当的，把它放到最末恰当不过，毕竟前面那些诸侯国在春秋初期还都存在。同样道理，汉代秦而兴，将暴秦之音置于西风之首也不合礼义。
　　虽然，现在《诗经》在次序上只做小规模调整，但更突出尊卑观念。如此看来，现在《诗经》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的可能性陡然增加。只是这样一来，未免迷失了原始《诗经》质朴的本意。

　　孔子有没有删诗

　　关于《诗经》成书，《史记》已经说得很清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三千首诗，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礼义教化的，共得到三百五篇，这就是《诗经》的由来。可是，《史记》就真的可信吗？
　　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受宫刑，《史记》成书在其后。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三十多年的事了，孔子早已被树为万世师表。且不论司马迁有没有掌握“孔子删诗”的确凿证据，让他含蓄地批判汉武帝个人或许能有几分胆量，但要他质疑，甚至诋毁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必定万万不敢。更何况孔子编《春秋》开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先河，身为史家后学的司马迁自然对其崇敬得五体投地，这一点从《孔子世家》通篇都是溢美之辞就可证明。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史记》虽被誉为“信史”，恐怕也不能排除司马迁有意无意夸大“删诗”之说，以提高孔子历史功绩的可能。
　　事实上，“删诗”一说，自汉代起就不断有人质疑，其中不乏朱熹、赵翼等大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前文提到的《季札观周乐》。季札观周乐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原始《诗经》已和现在《诗经》没有多大差别，而那时孔子才七、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此外，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三百”“诗”，可见，早在孔子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有与现在《诗经》类似的《诗三百》存在。
　　那么，孔子对《诗经》究竟做了什么贡献呢？我想主要还是《史记》中所提到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经》中的作品原是配乐演唱，孔子时代曲调已经发生混乱，孔子所做的就是正乐，尤其使雅颂都恢复本来面貌。因为，只有孔子知道《诗经》原来的曲调，“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不要小视这项工作的意义。礼乐在古代发挥着统一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断，他毕生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用礼乐去重新构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
　　孔子正乐之举恰好与其毕生理想完全吻合。虽然，这无法与“三千选三百”的功绩相比，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孔子的景仰。毕竟，作为人的孔子要比作为神的孔子更真实、伟大。至于，孔子有没有对作品和文辞进行修改、删定呢？我想还是有的，只不过幅度很小。
　　举一个例子：《国语•秦伯享重耳国君之礼》记载：重耳流落秦国，秦穆公以国君之礼宴请重耳。席间，两人相互唱诗，秦穆公唱《采菽》，重耳唱《黍苗》，秦穆公唱《鸠飞》，重耳唱《沔水》，秦穆公又唱《六月》，重耳下堂叩拜答谢。《采菽》《黍苗》《沔水》《六月》皆《小雅》之诗，而《小雅》正是士大夫、诸侯间的宴乐之作。翻遍《诗三百》，不见《鸠飞》只有《小宛》，《诗经•小雅•小宛》就是《鸠飞》。或许是孔子嫌“鸠飞”太过直白，而将题目改为更加文雅的“小宛”。
　　《国语•叔孙穆子聘于晋》记载：叔孙穆子去晋国访问，晋哀公以宴乐款待。先奏《肆夏樊》《遏》《渠》三首夏曲，再奏《文王》《大明》《绵》，叔孙穆子都无动于衷，直到演奏《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时，叔孙穆子才三次起身拜谢。晋哀公问为何如此？叔孙穆子答道，《肆夏樊》三首是天子接待诸侯领袖时用的，《文王》三首是两国国君见面时用的，《鹿鸣》三首才是赐给士大夫的。《文王》三首属《大雅》，《鹿鸣》三首属《小雅》，以此推测，《肆夏樊》三首应该在《颂》中。我怀疑《诗经》中原有《夏颂》，因年代久远，流传下来未免失准，又无法祥考，也被孔子删除，而代以《鲁颂》。
　　有些孔子所见的诗句，现在《诗经》中也找不到，这恐怕就不是孔子修改、删定的了。“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迩思，室是远而。”今已不在《诗经》之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面却没有了“索以为绚兮”的句子。
　　孔子之前的《诗三百》不完全是孔子校订的《诗三百》，孔子校订的《诗三百》也不完全是现在的《诗三百》。历史总是通过不断制造迷雾的方式跟后人对话。

　　《诗经》源自最美的政治制度

　　《左传》《国语》记载之事多在孔子之前，那时，《诗》已广为流传。既然孔子只是重要的校定者，原始《诗经》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还是要从周朝的采诗制度说起。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西周无疑是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它不靠武力和刑罚征服四方，而是通过礼、乐教化让四方朝拜。以礼乐制度治国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或许最美的政治制度只能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吧。
　　《国语•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一句“先王耀德不观兵”，道出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实质。那么，西周的礼乐制度究竟如何呢？“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大致意思是先王把诸侯分成不同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王畿内是甸服，王畿外是侯服，侯服之外是宾服，夷蛮地区是要服，戎狄地区是荒服。甸服诸侯每天一祭，侯服诸侯每月一祀，宾服诸侯每季度一享，要服诸侯每年一贡，荒服诸侯一生要朝见一次天子。诸侯违背礼制，天子首先反省自己；反省之后诸侯仍不悔改，才可以采取“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等各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