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和乐是相辅相成的,礼制颁布下去,乐也随之推广,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如今,我们反观西周礼乐制度,其实质无非就是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战。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祖竟然能想到运用自己的礼乐去谋求世界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这种大智慧不得不使人叹服。
用礼乐制度统一诸侯思想只是周王朝安定天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周天子如何了解各地黎民百姓的思想动态呢?于是,他们又发明了更令人拍案叫绝的采诗制度。
言为心声,要知道百姓心里想什么,最好去听他们都在唱什么诗歌。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民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歌谣。同样道理,我们可以通过民歌去了解地区的风土人情,也可以通过歌谣反观出时代的特点。
《国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天子让朝廷官员献诗,然而,朝廷官员毕竟力量有限,不可能收集天下所有的诗歌。关于采诗制度,还是《春秋公羊传注疏》的说法更为详细:“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男满六十,女满五十,没有子嗣的,乡政府给予衣食供养,但也不白供养,而是让这些人去民间采集诗歌。采集到的诗歌由乡送到县,由县送到国都,再由国都送到王城周天子手中。就这样,周王朝保存了从西周到春秋500多年间各地的诗歌。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史记》中说三千首一点都不为过,也许更多。
那么,孔子和左丘明先前看到的《诗》《诗三百》是谁编辑的呢?我想只能是周王朝的乐官。只有乐官才有权力看到完整的原始资料,只有乐官才有职责按照当时礼乐制度进行整理、校对、编辑,形成原始的《诗三百》。而《诗三百》编定后,也一定被纳入到王朝的礼乐制度中,推广到各诸侯国,执行着统一思想意识形态的艰巨使命。
《诗经》源自人类历史上最美的政治制度——礼乐制度,这一点大抵是不需要怀疑的。
思无邪
凡是读过《诗经》的人都会被其呈现出的纯净之美所震撼,进而对其产生的时代充满无限遐想。正如曲黎敏书中所写,“中国有《诗经》,中国就另有一片天空,干净、温润,仿佛从未脏过。”
反观当下,我不禁要问,难道是世界越来越复杂,人类越变越坏?当然不会这样,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也一直在进步。西周王朝尽管拥有最美的政治制度,但它同样存在着荒淫的君主,贪婪的贵族、无情的战士、狡诈的男子,以及怨天尤人的弃妇。
既然不是源自时代,那么,《诗经》之美究竟来自哪里呢?其实,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思无邪”!
“无邪”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孩乎?”老子认为婴儿是几近于道的一种存在。儒家讲“吾日三省吾身”,讲“慎独”,却从未敢提“无邪”。可见“无邪”才是为人最神圣的境界,由此产生的“无邪之美”也必然是美的最高境界。
只有做到思想上的无邪,才能创作出无邪的作品,而思想上的无邪源自内心的美好。在一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眼中,整个世界都阳光普照;同样,在一个内心阴暗的人眼中,天空必定乌云密布。在我接触过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或许只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最接近于《诗经》的境界。在那本书里也有清澈的河流,明媚的阳光,如茵的草地,结着露珠的花瓣,强壮的汉子,美丽的姑娘,以及像采诗人一样的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奶奶……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何等美妙的画面!“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是何等率真的爱恋!“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这是何等忠贞的情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何等幸福的场景!“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这是何等浪漫的时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何等缱绻的思念!“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这是何等慷慨的情义!“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是何等欢乐的丰收场面!
即使表达愤怒、怨恨,《诗经》也是无邪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对负心人的怨恨——直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对剥削者的愤怒——干脆!“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对统治者荒淫的讽刺——辛辣……
虽然,《诗经》的时代早已模糊了远去的背影,但最美的《诗经》依然浸润着我们心田。岁月静好,莫如读诗。读《诗经》吧,它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变得温暖,变得纯净。当我们把书轻轻合上,站起身,推开窗,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