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代有他的懂事，在家里受到的热情有几分亲切，和刘胖子与父亲那种江湖兄弟的义气隐有区别。小代与我父亲的关系达到最好，是去粮站上班以后。小代开拖拉机不到两年，招到粮站上班。工人编制。
　　父亲周六来县城接我，总会去找小代。小代会接过一叠父亲递给他的粮食本，去帮着开票。养惯了猪的母亲对牛羊生不起来兴趣，父亲只好在院子后面用草甸搭了一个圈舍，让她继续养猪。又开出一片地，在七八两月种一些耐寒的圆根萝卜、青菜、大白菜。母亲到扎溪卡不到两年，除了气候和自然环境，几乎又过回了老家的模样。尤其是她的口音多年如旧，惹了哥哥几多不满。我却觉得无所谓。
　　扎溪卡属纯牧区，国家每月给牧民计划有固定的麦子和青稞。吃不完他们会送给父亲，集中几百斤后在粮站买来打成麸面，搅了干菜喂猪。小代在粮站工作刚一年，就出事了。
　　出事那天，阳光是平常的阳光，扎溪卡该有的白云一朵不少，该流淌的河流一滴不少。但是，代伍被公安抓走了，一同抓走的还有父亲一个单位守门员的儿子。原因是涉嫌非法盗取枪支。
　　据后来帮他辩护的哥哥讲，两个人闲得无事，在县城闲逛，恰好看到一户房门没锁，没锁的房门恰好在枕头下放着一把枪，还有几发子弹。这两个闲得无事的人取了枪，闲逛回家里，对着钢炉打了一枪。也不知道代伍有没有恐惧。他们把枪和子弹埋在了钢炉的炉灰里。
　　在那个人烟稀少，故事也稀少的县城，代伍出事的事顺着扎溪卡的风吹到每一个角落，也吹到了院子里。母亲抹了几次眼泪，说他平常的好，叹息他盗抢的傻。
　　最后一次见代伍，在县城最中心的广场上。广场靠山那面是电影院，有高高的台阶，对面是武装部，武装部的对面是公安局，旁边是新华书店。平常除了晒太阳就念经的市民，平常除了上班就晒太阳的职工，平常除了读书就想着怎么玩的学生，全集中到广场看公判大会。山顶的风吹来沙尘，山顶的风天天吹来沙尘，人和人聚在一起，被浓烈的阳光一晒，浓烈的酥油味与沙尘裹在一起，都来看热闹。校长没来，他在头天夜里和哥哥长谈。哥哥说校长一直在抹泪，感怀半辈子扎根高原，把代伍留在老家孝顺爷爷奶奶。愧疚对代伍关心太少。
　　代伍佝偻地站在那电影院外高高的台阶上，夹绑在两个公安中间，反绑着双手的他更瘦了。另外一个同伙原本就瘦小，像个淘气归来受罚的孩子。他们两个的犯罪行为被汉语和藏语重复审讯、宣判了二次。这样讲，在少数民族地方犯法是不愉快的行为，而获奖是非常愉快的事。因为同样的事一旦正经起来需要双倍的时间。比如那天的代伍。
　　那天，哥哥在审判台上侃侃而谈。从分到学校到老师他一直委屈着，借调去文化馆好像也不能挥洒他青春的力气和才华。那是他第一次坐在审判台上当辩护人。也是那一天，代伍作为从犯判了五年。哥哥从审判台下来好像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从此刻苦攻读法律书籍，终于成为一名律师。
　　二十多年后，在青海的西宁，最寒冷的冬季，最黝黑的出租屋里，遇到很多来自扎溪卡草原的故人。我问起过代伍，他们也说不清楚他出狱后去了哪里。
　　三十年后的大雪节这天。紫云山下了一场大雨，气温骤降，我想起了代伍和刘胖子。
　　扎溪卡遭遇大雪灾那年，河里的冰结得特别厚，像桐油。刘胖子约父亲一起去西区打鱼，来回半个月。赚没赚钱不知道。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提起刘胖子，父亲就会骂一句：“那死狗日的刘胖子，烂弹簧。”我以为家里从此不会再有这个油腻腻的男人来吃饭了。
　　第二年冬天，春节的前两天，也是我离开扎溪卡最后的一个春节。刘胖子开着那个已经处处凹凸，狼狈不堪的拖拉机来了。麻布口袋打开，倒出来白花花一堆有腥味也有雪霜的物体，仔细一看全是晾干的鱼鳔。
　　就着灰暗的煤油灯，洗干净煮在火锅里，鱼鳔的口感让我念念不忘了很多年。前年，父亲中风瘫痪。父亲无力挣扎的状态很像他在雅砻江里捕捞出水面的鱼，铺在他身下的尿不湿总让我想起刘胖子送来的鱼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