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特殊的童子的身份，又因哥哥的前车之鉴，家人聚在一起商议对策。奶奶四处打探，终于讨来一个民间单方：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一样，给我戴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银项圈是用两块银元打造的，一块是奶奶的枕边珍宝，一块是姥姥在池塘边洗衣服捡的。那个年头，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幻想着快速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毫不保留地上缴了家里所有的金银珠宝，弄个银项圈，比闰土他爹还艰难。

　　姥爷的一铁哥们早年打过金银首饰，活计交给他，做的很精致。上面还刻着我的大名和生辰八字。一条龙一尾凤活灵活现仙气十足地守护着我的名字。

　　柳絮飘飞的那一天，全家人正式为我举办了“挂圈”仪式，先为我剃了个和尚头，头发全部收集起来，珍藏在一个香囊里，挂在堂屋的毛主席画像后面。毛主席是老百姓心中的神，有他老人家的护佑，诸神不得不退位。

　　剃度之后，爷爷取出闪亮的银项圈，在几十双温热的目光照射下，虔诚地套在我的脖子上。

　　而我呢，也在热烈而隆重的气氛中，郑重而谦卑地接受了大家的祝福。爷爷是大队会计，好歹还有几个捧场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遗憾的是，那时没有闪光灯和VCR。如果记录下来，今天拿出来看，绝对算是山寨级的“高富帅”。

　　人群当中，自然少不了毛毛妈。她与母亲的暗战持续了好些年，不甘心我比毛毛健康。可惜，项圈戴男不戴女，她最多只能给毛毛戴个耳环之类的小物件。

　　仪式结束，真正的大戏就是吃饭。酒肉是没有，每人两碗面条就算珍馐佳肴了。小姑端着碗喂我，5个月的我张开小嘴，居然狼吞虎咽了大半碗，还亲切友好地与来宾一一微笑招呼。

　　按先生的说法，项圈要戴满三个年头。可那毕竟是我身外之物，脖子里多了个冰凉且叮当作响的东西，怎么都不舒服。

　　起初戴着，还自以为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甚至还有鹤立鸡群的自豪感。但渐渐的，发现了别的孩子都没有，而且他们常用别样的眼光打量我，也与那个银项圈有关。我突然产生了别扭感。接着稍微大点，能听懂人话了，落在大孩子后面追随时，人家叫我“狗脖圈”，而更多的孩子一块起哄。而毛毛也不忠贞，背叛了我，随着别人一起嘲笑我。羞辱感油然而生，无法消除。

　　回家闹母亲，母亲劝我别急，再过几个月就能拿下了。我企图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老套伎俩胁迫母亲投降，可没得逞。那东西牢牢卡住了脖颈，凭我当时的力量是没办法拧断的。

　　之后的日子很煎熬，曾经荣光的银项圈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我日思夜盼要摆脱的噩梦。

　　饭不香，水不甜，皆因银项圈。可恶可恨可怕的银项圈啊，啥时候才能滚远点？

　　终于熬到了三岁半，母亲征求了爷爷奶奶的意见，费了比较大的劲儿，才帮我取下来。我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出门外，飞向麦场，寻找那些玩伴们，边跑边高喊：“狗脖圈没有啦，狗脖圈没有啦。”那种喜悦，不亚于翻身农奴把歌唱。

　　真的，肉身之外的所有，即便再金贵再华丽，也是累赘和负荷，沉重到拖累了生命的自由。

　　扔掉银项圈的当夜，没了累赘，也就没了噩梦，睡的特别顺畅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