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原意是指过了新年或过了春节。可是，在百姓的口头上，就将其称呼为过年了。民国初年，为了区分公历与农历的元旦，将农历每年的第一天改称为春节。然而，中华文化就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广阔而又深远，多少年的习俗是不可能说改就改的。或许，也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吧。
　　中国，百姓家庭千千万万，都知道过年，都会自觉地遵守着过年的程序，也充分地享受着过年的内涵——团圆！
　　自打记事起，我们家的过年，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在乡村经历的。这一家人，指的是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姊妹。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子女都多，少则2－3个，多达7－8个，还有更多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家庭。人多，过年自然就热闹。在我五岁以前，我的祖父母已先后离世。我父亲兄弟姊妹六人，父母不在了，过年便是各自为政的每一个家庭。我家呢？兄弟姊妹也是六个，能够玩得转的当是五个。哥哥随父亲在城里读书，我虽是老二，却成了实际上的老大。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三四岁的我，一边追着牛尾巴读书，一边帮着母亲料理家事。同时，还在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那个年代，物资较为贫乏。然而，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们，过年也是极其有趣的。腊月二十三是大年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家每户能分上半斤八两的肉，算是辛苦一年的犒劳吧。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便开始“忙年”了，豆腐、粉折、挂面、糯米粑粑等是农家人可以做，也能够做得起的“年货”。因为父亲不在家，缺少劳力与技术，我家便只能做些糯米粑粑、粉折之类的东西。
　　腊月的乡野，村村喧闹，户户炊烟，人头攒动，鸡鸣犬吠，好一派喜庆忙碌的景象。
　　一般，要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或是年三十的上午，父亲才能回到家中。在父亲还没有到家之前，我的主要任务是写对联贴对联。一个上午，先写后贴，家里无论内外，只要是门，都会贴上对联，就连鸡舍、猪圈的门都不会让其成为空白。对联的内容除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诗词里的金句，便是课本上的话语。无论写什么，都是工整、喜庆的。门前屋后的拐拐角角，横横竖竖，不能贴对联的地方，一律挂上红纸条，像舞动的彩练，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家的年饭是放在中午的，而忙年饭的人却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一大早便忙开了，先是烧好两瓶开水，接着将一些“咸货”放到锅里煮熟。然后，才是重头戏——煮年饭。年饭要煮得比平时一家人一顿饭多出一倍的量，差不多满满的一大锅。年饭多，有两层意思：一是饭多吃不掉，表示年年有余；二是年初一到年初三这三天不淘生米煮饭，寓过年不杀生之意。菜呢？讲究“八大碗”、“十个碟”。也就是说烧、炒、炖的菜要有八份，且都是用那蓝边的大瓷碗盛着，再拼上十个小碟的配菜。
　　不用说，碗、碟的数量是够了。可碗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蔬菜，只有少量的鹅、鸭、猪等肉制成的“咸货”，找不到一丁点烧、炒、炖的新鲜肉食。这咸货呢，也只是盖在碗上面的一层，真正的“外鲜亮，内秕糠”。碟子里配的则是萝卜、青椒、花生、麻饼、切糕，以及豆腐渣等等。即便如此，也是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一大桌，既丰盛，又好看，引逗得我们口水直流。
　　父亲到家了，才是开启过年的时刻。父亲带回来的年货，有两样东西是我们在家里不曾准备的：几瓶“明光大曲”酒，几条“玉猫”香烟。
　　据说父亲的酒量不错，但平时不喝酒，也无此嗜好，只在一些不能推脱的场合下才喝上几杯而已。烟却是丝毫不沾，而且还成为“家风”，导致我们兄弟几个成年后也不抽烟。
　　母亲一年到头都在田地上劳作，哪里会碰烟酒？因此，烟酒与我家的正常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是为正月里来客准备的。
　　父亲很传统，吃年饭，他会按部就班地做完了必须做的一些事儿，方能进入主题。当他在大方桌上首的主席位上坐定了，这才向我们挥一挥手，说：“放炮吧！”
　　哥哥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到门外的场地上，开始点放我早就赶集买来的“二踢脚”了。
　　就在“嗵、叭”的炮声中，母亲差不多忙完了一切，端来最后一个菜，放好了，也在父亲的右侧坐下。我们兄弟姊妹，从大到小，自觉有序地选择着自己的位置，既无人乱坐，也无人抢夺，就像梁山泊上摆好了座次似的。我们坐下了，依然是静悄悄地看着父亲，等待着命令，只是鼻腔里无法阻止那扑来的阵阵香味。
　　父亲先是看了一眼母亲，又看看我们，脸上带着微微地笑，说道：“好快呀，过年了。你妈。”他称呼我母亲为：你妈！“你妈，辛苦了。孩子们，又长了一岁。吃，好好地吃，快快地长大！”说完，他先下筷子，在自己面前的一碗豆腐里夹了一块，轻轻地送到了嘴里，慢慢地嚼着，却没有及时往下咽，眼睛还在看着我们，似乎是在品尝着豆腐的咸淡，又似乎是在考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父亲发了话并起了头，我们这一帮早就急红了眼的猴仔子们，一窝蜂似的扑上去了。先吃有肉的，再吃豆腐、千张，然后才吃萝卜、青菜。一桌子人，近十双筷子，上下交错，左右开弓，横飞乱舞，见缝插针，没有多大一会儿，碗呀，碟呀，差不多都是底朝天了。
　　狂风暴雨之际，父亲、母亲都只是象征性地动着筷子，并没有吃下多少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拿起黑泥色的小酒壶，给我们每个人倒上一杯酒，便放在我们的面前。呵呵，这可不是“明光大曲”哟，是我在大队部的“代销店”里买来的散装酒“山芋干”呢。看到酒了，先是哥哥站起身，双手端着酒杯，看着父亲母亲，说：“爸爸妈妈，过年好！”然后，一仰脖子，喝了。轮到我了，可我还不会喝酒，也不知道这酒是什么滋味。但是，事是要做的，便学着哥哥的样子，说了一句：“爸爸妈妈，好吃！”是说溜嘴了，还是……嘿嘿地笑了一声，也喝了一口。不过，没敢真喝，只用嘴唇和舌尖尝了一点点，却也辣得舌头麻麻的。随后，弟弟妹妹们，能够端起酒杯的，也都依样画葫芦似的，给爸爸妈妈敬了酒。
　　敬完了酒，菜还在吃着，母亲则起身去了厨房，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饭。还一改往日我们自己盛饭、端饭的习惯，亲自将饭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吃了许多菜，基本吃饱了。不过，吃年饭嘛，饭是一定要吃的。只不过每人碗里的饭，只吃了一点点，一大半都留作“仓底”了。
　　晚上，大方桌摆在堂屋的中央，平时不用的灯盏早已收拾整齐，且灌满了油，天还未黑呢，倒点亮了。父亲坐在上首的主席位置上，以他那“老佛爷”式的姿态，等待着除夕夜的来临。没多久，父亲的亲兄弟、堂兄弟，以及侄子、侄孙一干人等便陆续地上门了。他们在桌子的左右两边，按照辈分、年龄，自然的找着位子坐了下来。名义上，大家是来共同守岁的。其实呢，是来聊天的，既了解和分享相关的信息，也有了团圆的意思。当然，来到我家不可能只是空坐着，桌子的中间，放着一大堆我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花生，还有两盒“玉猫”。
　　父亲坐着，凡来一个人便说上一句：“吃过了吧！”既是打招呼，也是表示欢迎。人们坐定后，先是伸手在桌上抓起一把花生，吃起来。吃完了，拍了拍手，又随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吸着，品着，似乎过足瘾了，便无话找话地说上一两句。有人说：“今年这天不错，无风无雨的，是个好年！”有人说：“四爷家的炮仗，像是闪光炮，太响了！”还有人说：“五哥家的年饭是晚上吃的，怕还在吃呢。”
　　大家就这样聊着，话题主要是过年的事。还有，则是这一年来的旧事新闻，以及村头巷尾的琐琐碎碎。不过，谁都没有忘记吃一把花生，抽上一支烟。直到夜半时分，方才一个、两个的，悄然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