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存在！
　　历史上，凉州的兴衰，决定着中国对边疆西域统摄能力的强弱！
　　自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群雄竞起，河西地区民族矛盾，部落冲突不断，东汉政府对凉州的管理基本名存实亡，几乎失去了驾驭凉州的能力，朝廷先后三次兴起“弃凉之议”。只因凉州是“天下要冲，国家蕃卫”，战略地位太重要，弃凉之议，才被有远识者断然否决。到献帝时，终嫌凉州乱而隔远，把“凉州”废了，“别以为雍州”（《晋书》卷十四《地理志》）。凉州，没了名字，如后娘的破院，基本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瘫痪状态。
　　直到曹魏统一黄河流域，重将凉州从雍州划分出来，228年，魏明帝曹睿任命58岁曹魏重臣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出驻凉州，对瘫痪散乱的状态进行整顿，凉州才死而复生。徐邈执政凉州12年，“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但社会动荡的余波仍未止息。比如：
　　凉州金城郡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严重。
　　凉州敦煌郡远隔西陲，二十年旷无太守。
　　凉州武威郡三种胡横行乡里，贼寇隔断道路。
　　这种荒芜混乱的现象，在刺史徐邈被调离凉州后，又持续了二十多年。到东汉灭亡，一个新的朝代----泰始元年（265年），西晋的建立，凉州才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丙寅(266.02.08)，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自此，司马炎睡着躺来了帝位，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改国号为“晋”，改元“泰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
　　“三阳开泰，一元复始”，晋武帝的理想确实很丰满！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最直接的执政经验，就是总结前朝的政治得失。汉朝之亡和外戚脱不了干系，曹魏就对外戚大加防范。曹魏亡于宗室过弱，司马炎就大力加强宗室，大搞分封制。将自己的弟弟、儿子、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等27人，全都分封到外地为王。而且，西晋的诸侯王还不同于汉朝，不但有政权、财权，还有军权，都是当地的军政长官。
　　这就是司马炎刚即帝位后的第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宗室子弟均为王者，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两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一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为司马氏创业做出贡献的勋臣贵戚，也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
　　但很快，晋武帝发现，权力放的太大了，他这躺来的皇帝，除了后宫佳丽五千（灭吴后，又笑纳东吴美女五千），整日坐着“羊车望幸”外，还真没他什么事了。又迅速收权，将军权收归中央。但权力这东西，下放去易，收上来难。晋武帝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引起了地方诸王的不满。封王们只好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形成了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地方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
　　司马炎搞完政治体制改革，又开始搞第二波司法改革。一方面命令贾充、羊祜、杜预等人编纂法律，一方面在暗中做讨伐东吴的准备。又过了两年，《泰始律》经贾充等人之手完成，司马炎大喜，遂颁布《泰始律》在全国通行，“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政治、军事、司法体制改革搞完，司马炎开始布置灭吴的军事行动。经过长达10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直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至太康元年(280年)，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灭了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长达八十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灭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开始搞土地改革，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司马炎公布“占田法”，推行“课田法”。官品分九品中正制，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土地递减五顷，至九品，可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皆归农民自己所有。朝廷同时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力，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
　　“占田法”与“课田法”的推行，是世族地主在政治和经济上优厚待遇得到保障，客观上维护了统治者利益上的平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司马炎执政初期，反对奢侈，厉行节俭，甚至一把火烧了医官程据献给他的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并以此为戒，下了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犯者必须判罪。
　　土地改革初期，也给农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实惠。农民欲望不高，只要有一亩三分地，能吃饱肚子，缴够地主的，剩下就是自己的，精气神就出来了，大力开垦荒地，家庭生活很快改观，出现了繁荣景象。史书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河洛地区“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世称“太康之治”，还夸张地有了“天下无穷人”之谚。
　　但是好景不长，晋朝的繁华，“天下无穷人”的盛世，很快成了“昙花一现”。凡事都逃不开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土地改革，使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影响了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经济的快速繁荣，导致了西晋皇室的快速腐败。世家大族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西晋举国沉浸在奢侈腐败的气象之中。最后，连司马炎也不能独善其身了，其家族形成了庞大的权贵集团，骄奢淫逸，政风腐败，党派乱起，贪赃枉法，贿赂风行，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埋下伏笔。
　　西晋一时的繁荣，客观上，急需补充内地劳动力和人口的不足，便鼓励、招引、甚至强迫大量游牧部落内迁，以充实边郡。西、北以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为主的各少数族人纷纷涌入中原，史称为“五胡”。五胡内迁后，逐步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加上战争结束，土地改革，剥削减轻，户口恢复，等等因素，致使西晋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部曲、佃客、奴婢、兵户、匠户、乐户、内迁外族等等未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比三国末年（767万人）增加了1710万人。其中，匈奴人增加最猛，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汉匈杂居”。关中、凉州因少受战乱，也成了众多人民前往避难之所。致使关中和凉州两地，鲜卑人口增长最快，已占当地人口一半以上。
　　但是，“五胡”等少数民族高兴而来，扫兴而居。
　　因为人口大量迁进，而土地准备不备。“五胡”很快发现，他们没地可耕，没牧可畜，低人一头。涌进关中、凉州的鲜卑只能被世族收作奴婢。而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和五胡等外族，而是允许农民和外族占垦荒地。法律规定：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32斤）。不管田地是否占足，是水地，还是旱地，有收成，还是无收成，均按法定课田亩数定额征收，而不以实际开垦亩数上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