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事件早已成为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众说纷纭的媒体报道,事实的真相已然不为人所知。媒体的嘴巴大于事实的嘴巴,而公众的态度(微博军、标题党等)为媒体的报道推波助澜,成为社会价值观推动的主力军之一。事实究竟如何,真真假假并不可知。就像电影《公民凯恩》所展示的回环套层叙事手法,六张嘴一件事,却硬生生变成了六件。事实已然变成特技人员的杂耍,而事实本身不再遵循人们习以为常的因果律,反倒成了公众娱乐的对象,它的价值在于是否能激起大众的审美,大众则被放置于水族馆中,事实如何他们并不参与,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伪参与”,成了事实真相的伪装替换品,任何时候都可以“我口说我心”。
由此可以判断,在“事实—目击者—媒体—大众”这条新闻传播链条上,任何一环节的变动都可能造成事实本身认知的终极崩溃。“老大妈被老外撞”这一新闻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不可知)—目击者(以偏概全的照片)—媒体(微博、新闻)—大众(受体的反馈)”这条链是导致这场闹剧必然发生的原因。令人担忧的是,这条链条已经完全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本身站在一种意识形态、伦理价值的立场上,可以高度提炼、凝缩生活,直接形成“作品—读者”的基本链条。无论如何借助媒介传播,它始终不会改变,因此“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在文学作品本身的功能中得以增强。
相对于刚才所说的新闻传播链条,“作品—读者”可以基本代替于“目击者—大众”这一简化链条结构。众说纷纭的评论不会轻易掩盖文学作品本身,目击者的态度与事实也可以毫无关联。这样一来,我们的“伪参与”便不可能成为扭曲事实的替代偏差。《六月蝉鸣》就是以提炼的“事实”来强化道德的强制力,而读者则以受众的身份,直接面对“目击者”,从而产生对事实真相的讨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篇小说中的故事是真的发生的,也完全可以不相信——因为小说本身具有虚构性。由此产生两种可能:我们接受事实(同样认同于叙述者的道德观);我们不接受事实(不信赖于叙述者的道德观)。但作者可以轻易控制这样的意图,凭借他高超的叙述技巧,在康德所谓“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之间欲擒故纵。
《六月蝉鸣》中的乞丐小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乞丐,但经济上、个人能力上却并不符合典型的乞丐特征:他可以靠修鞋挣钱,却宁愿当做乞丐。或许这样的新闻图片在微博上转发将会激起公众的愤怒,评论不一而至,因为社会公众无法容忍不劳而获者。但在小说中却并不以此为然,他的做法是“仁义”的,事实的本身是:他为了供亲人上学而做乞丐,而且他的道德高尚,拯救了一个摔倒且无人愿意帮助的老人。人物从一张薄薄的微博图片拓展到一个立体的图景,复杂的人物形象不再具有简单道德价值判断的尺度,“合法性”因此被破坏,而赋予了真情,赋予了并非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上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被成功转化,实现了一次“道德”的价值认同过程。
在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道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断腿的乞丐会伤害到一个老人——他本身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不是潜藏在事实内部的“事实”呢?如果这个摔倒的老人不是家财万贯,他还会不会这样一掷千金地回报这些“好心人”?卖菜的女人和卖菜的男人的产生不同反应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不一,还是另有隐情?这些可以任凭读者猜测。当然,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小说的艺术魅力也会持久地延伸于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中,小说的艺术空间也会由此得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