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看电影，也闹过笑话。70年代中后期，我们家临时在妈妈工作的学校所在村子租房住。一天，妹妹欢天喜地跑回来，气都没有喘匀，就说：“妈妈妈妈，今晚演电影哪！街上贴出海报来啦！”我们问她演啥，她挠挠头发，顿了顿，说道：“对了，‘猪家99号’！”什么？“猪家99号”？这叫个啥电影？直到晚上电影开演，我们才知道，原来，片名是叫《猎字99号》！后来，我们常常跟妹妹逗笑：“猪家99号！”她鼻子一抽，嘴一咧，想要哭的样子，我们就赶紧再说些别的话，哄她开心。唉，这女孩子，就是麻烦。虽说是小事一桩，不过想起来也蛮有趣儿。
　　1975年以后就一直跟父亲在他执教的学校上学了。这所学校所在的村子里，隔三差五放电影，我兴致勃勃跟着老师们去“戏台场”（即舞台前的空地）占座，那场面与少小时候跟姥姥在乡下看电影时差不多。有时去得晚了，只好在银幕背后看，尽管一切都是反着的，看去让人觉得搞笑，但是毕竟可以选择正中间，能看得清不说，还避免了拥挤。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利弊相随。那时候看了不少片子，像《侦察兵》，《英雄儿女》，《上甘岭》，《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江春水向东流》，《苦菜花》，等等。说起来也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其中《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他的“向我开炮”，当时过目难忘，至今记忆犹深。还有穿着红军军装的潘冬子，其肩挎步枪走在队列里的神气活现样，不知让我们羡慕了多少个日子。
　　1975至1976年之间，受时代局限，也看了一些政治意味很浓厚的影片，像《决裂》，《欢腾的小凉河》，《红雨》，《春苗》等等。那种火药味严重、一说话就上纲上线的情节，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也并非一无是处。像其中《决裂》里，由葛存壮老先生扮演的老教授给学生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煞有介事，惟妙惟肖，让人捧腹，成为经久不衰的一个情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成为我们课余时间娱乐玩笑的亮点，总算是给相对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情趣。
　　70年代末，这所学校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每天在办公室门前公开放映。日本影片《追捕》就是在这台电视里看的。说来也挺纳闷儿，现在很难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影视明星有刻骨铭心的留恋了，倒是二、三十年前那些国外电影演员叫人深深着迷，怀念。像阿兰•德隆（我所喜欢的佐罗的饰演者）、苏菲•玛索、中野良子（饰真由美）等等，可以一口气说上一大串。尤其是高仓健，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魁梧的身材，俊秀的面孔，幽默的对白，更主要的是他那英勇无畏的“硬汉”特质，唤起了我们由衷的敬仰和爱戴。看着他饰演的杜丘，那实在是过瘾！看过一场《追捕》后，连续几天，我和同学们都津津有味地谈论杜丘，模仿杜丘，乐在其中。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在当时，决想不到三十多年后，“杜丘”还能如此鲜活地“活”在我们心里。至今，我还精心保存着许多有着“杜丘”形象的电影画册。这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念想了。想来高仓健已是古稀之人，但他塑造的那些经典形象，却永远不会苍老，永远不会逊色。让人欣慰的是，在张艺谋新片《千里走单骑》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久违的身影。他那伟岸的身材，清癯的脸庞，本色的出演，依然大放光彩，让人叹为观止。
　　高中毕业后，我在村里做代教。那是80年代初期。有一天晚上，都9点多了，大喇叭里吆喝半夜12点后演电影，一部片子好几个村子轮流放，此时此刻正在邻村演呢。睡到临近12点时，喇叭里又吆喊开了。于是我和妈妈穿衣起来，到了电影场子里，是在舞台前的场地上。嗬，人还不少呢！演的是印度片子《奴里》。正看到奴里被坏人纠缠时，下起雨来。片子里电闪雷鸣，电影场子里雨声沙沙。有人说片子里的坏人太坏了，连老天爷也看不忿了。起初雨不太大，人们坚持冒雨看。后来越下越大。没办法倒到舞台后台上放。人们也溜溜啦啦跟着上了舞台。其实冒雨看电影已经不是头一回。1977年的时候，一天晚上跟表哥骑自行车到相隔5里地的邻村看《车轮滚滚》，雨是越下越大，人们站在雨地里，连雨伞雨衣也没有，就那样一直看。
　　赶上村里演电影，我们一家子临去看时，顺便招呼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三伯父，他就会问：“打仗不？”听说打仗，便也乐呵呵地相跟着去看。按他的话说，不打仗，那还叫个电影咧！可叹伯父一辈子没有念过一天书，一点也看不懂电影情节，只有那些打仗的片子才能迎合他简单的心思和趣味。
　　3.
　　那时候人们文化生活异常单调枯燥，除了打牌下棋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几个具有垄断意义的样板戏以及迎合形势的小演唱、快板、数来宝等，不能满足人们内心里那份渴望。就是听收音机里的电影录音剪辑，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并非家家能有一台收音机，而且一家子收听节目的兴趣爱好还往往不一样，你要听唱歌，他要听山西梆子，她要听相声，老是要发生冲突。因此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委实是心里最大的慰藉。那是全民狂欢的节日，所以好多片子已经看过了，还要去看。看了一遍又一遍，不厌烦。一夜演两到三部片子，人们大都要坚持看完。半夜三更回家睡觉，心里也是喜滋滋的，并不耽误第二天早起干活。后来我到了县里第一大企业上班，厂里团委、工会不定期为工人们发电影票，那也是十分令人值得期待的事情。在我担任车间团支书的时候，为了调动团员们做好事的积极性，就以电影票做过诱饵。也亏了那时候厂里景气，各方面正规，有一定的活动经费。
　　小时候那些电影，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部分，渗透血液，融进灵魂。现在，每天清晨，我喜欢面包加牛奶，胜过家常稀饭馒头。我不是挑食，我是尽量按照自己不争气的胃的要求来选择食物的。每每吃着面包，喝着牛奶，情不自禁就想起了《列宁在1918》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的经典台词，在简单的早餐里感受生活的真切滋味。《南征北战》中的台词“不，军座，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让人开心地感受到了幽默风趣特色，让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军官吃了败仗还煞有介事找借口的滑稽相。《铁道卫士》里好人坏人在火车上的追击打斗，印象也十分深刻。还有片中的插曲：“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国人民好喜欢呀……”有事没事，我们就喜气洋洋地学唱。还有《看不见的战线》，一来就想起那个“老狐狸”拿着小手枪，顶开马路中间的下水道盖板，鬼鬼祟祟钻出来的情形，想起来就想笑。还有那段经典的对白：“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阿利拉。”……上学时候我们经常模仿，心里的快乐无可形容。
　　少小时候看电影，培养了我对电影的兴趣，使得看电影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一种爱好，这为我以后进入主动自觉、有所选择地看电影的轨道，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点，是我小时候无法预料的。
　　4.
　　进入80年代，电影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空前的改观，国内新片迭出，诸如《瞧这一家子》、《小花》、《少林寺》、《画皮》、《喜盈门》、《赤橙黄绿青蓝紫》、《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等，不少译制片也如雨后春笋，令人瞩目，像《沉默的朋友》、《桥》、《佐罗》、《大篷车》、《摩登时代》、秀兰•邓波儿系列等。那正是我高中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我先是做代课教师，语文之外，兼代音乐课。其时刚刚看了《少林寺》，便教学生们学唱其插曲《牧羊曲》。其实我也不懂曲谱，但是靠跟着识谱的母亲临时抱佛脚，学了两夜，居然能凑合着唱下来了，第二天试着教给学生们，倒也其乐融融，博得学生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