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主流主要是承袭古代的城邦文化与集权文化。前者以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后者以东方的中国为代表。古埃及文明与古代印度文明因为与外来文明融合，实际上已经不具文化意义上的独立体系。真正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独立文化体系，只有西方以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城邦文化与东方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集权文化。
　　现代民主政治追根溯源，可追溯到古代的希腊、罗马，虽然古罗马的集权程度比古希腊大大加强，可是仍然带有浓厚的城邦文化痕迹，远无法与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相提并论，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纵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因为城邦与区域的相对独立性，致使民主意识的萌芽自然而生，并且渐成一种主流意识。城邦、区域之间多具利益矛盾，但在外来势力威胁下，彼此之间必须寻找共同点来合作求得生存。而各城邦与区域因为自身力量的相对弱小，面对外来侵袭，也必须求得最大限度的成员合作，才能不被兼并。因此城邦、区域内外就形成一种合作模式——民主。
　　尽管最初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存在差异，是一个从少数奴隶主民主到自由民民主的过程，但与东方的高度中央集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政治模式。在古代，一种高度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一个以种族数量庞大的民族为主干的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一个相适应的地理环境，加速原始种群的融合。而欧洲恰恰不具备这样的地理环境，所以西方的原始种群融合速度远远低于东方的中国。城邦文化就是在这种原始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远古时代种群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原始本能。人类文明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而为了生存就必须最大限度发挥群体作用。中国的封建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得以强化稳固的。春秋时期，鲁国为什么最先实行“初税亩”，就是为了用“让利”刺激奴隶的劳动积极性，进而解放生产力，增加综合国力，达到在诸侯纷争中生存下来的目的。各诸侯国竞相效仿，奴隶制在群体生存需要面前渐渐瓦解。可是由于中国民族融合的惯性，这种短暂竞生过程就在秦统一中结束了。秦虽为四大短命王朝（秦、新、晋、隋）之首，它的统一可谓是短暂的，也可谓是最长久的。书同文、车同轨、贸同币，统一度量衡，是加速稳固民族融合最强有力的措施，也是中国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重要基础之一。
　　民族融合需要自然种族数量、地理、文化上的诸多因素。东方的中国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权模式的代表。而西方的欧洲，因为某些条件的天然缺陷，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模式。各个个体在生存需要面前，经过长期的内外合作，形成了被广泛认同的民主意识。而民主的核心形式就是妥协，经过妥协寻找共同利益。
　　无论我们现在多么特色，都不得不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意识是永远无法从世人的意识中根除的。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下最大的智慧的就是“妥协”，懂得如何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体现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无论你特色还是不特色，当今世界任何政治体制下，不懂得妥协的政治就是有缺陷的政治。当然妥协不是无原则的退让，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中暴力的灾难性教训，对于当今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教训。
　　其实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就是一对矛盾，这个矛盾的平衡就是时代文明的特征。就象一个气球，统治阶级是操控这个气球的外部条件，被统治阶级就象气球中的气体，二者平衡就是存在。无论是外部的统治力量消失，还是内部气体（民众的势力）无限鼓胀，都会导致毁灭。维系这种存在的条件就是“妥协”，当民众的力量巨增时，统治阶级只有懂得有度地妥协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绝对不妥协或者继续高压操控，势必导致气球爆炸，最后自身不复存在；而对于气球爆炸释放出来的气体（民众）也必将是种灾难。一个无政府状态，尤其是长期生活在不完善民主环境下的民众，其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比一个腐败的政治环境好到哪去。只是民众所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来自统治阶层，而是来自民众自身。这种威胁恐怕对于绝大多数民众只有在殷实的文化根基下（成熟的民主政治环境），才能有短暂的无虞（象曾经的美国、西班牙）。当一个群体沦落成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就好比把一群没有任何特技与装备的普通人与狮子、猛虎放到一起，弱势群体会比在暴政下好到哪去吗？
　　所以，民众抗争的方式争取妥协与懂得妥协也是种智慧。而恰恰我们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妥协还是被统治的民众的妥协，都是为了使“气球”内外压力平衡，避免达到爆破点，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同的存在。随着人类信息化的发展，气球内部的气体分子（民众）在起着变化，原本干涸的灵魂，开始充满生机，“气球”内部的压力在逐渐增加，因此气球内外压力总的趋势，是外部操控气球的统治阶层的有度妥协。
　　民众不要期望破坏这种平衡，让气球爆破。个中利害前面已经阐明。统治阶层也要懂得有度地妥协比绝对的强硬要高明，那是种政治智慧。否则，气球最终爆破，作为气球内部气体的民众，虽然要遭受灾难性的重聚，可操控外部的统治阶层却要被新的替代。如果统治阶层不懂得“妥协”的道理，不但自身会往复地毁灭，一个民族也会在灾难中煎熬。这是一个共赴地狱的旅程。只有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都懂得妥协的智慧，才能共享文明。
　　一个简单的道理，被人类接受的过程却相当地艰难。经历了无数次政权的往复更迭，无数生命的毁灭。一个民族能否接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共赢，是一种文明水准。而实现这种共赢的钥匙就是有度地互相“妥协”。东方古老的集权意识，是影响东方民族接受这种简单道理的巨大障碍。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根植于东方民族基因里的集权意识之所以败给城邦文化，就是因为城邦文化是形成于针对每个个体的人基础之上的，民主体制调谐的是每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而集权文化调谐的是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阶级关系。阶级对立的奥秘就在于谁来决定或依据什么来确定个人的阶级地位。
　　过去我们常常抨击阶级调和论，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公开正式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在国人意识深处的阶级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对立时，常常否定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其实个人利益从来不是与公共利益完全对立的，法定的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法定个人利益，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最大损害。公共利益寓于法定个人利益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我们现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常常能够看到公共利益尊重法定个人利益的情景，城市建设中留有清晰的民主文化的痕迹。到过德国的朋友讲，许多德国世界闻名的城市，其建筑尚不如我们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经历过盲目的自豪后，朋友们领略了人家先进的文明，因为那些老式建筑都是个人的。建立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基础上的民主体制，其核心就是尊重人权，继承了大革命《人权宣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无论你以什么公共利益的名义，都无权违背拥有者的意旨强行要求他们同意拆除。所以世界上有了大规模的巨大建筑因为建筑工地有“钉子户”，而被迫改变建筑设计，不得不把建筑改为“凹”字型。巨型建筑凹进去的部位就是容留“钉子户”的。世界一流的城市中心不得不给“钉子户”留片带菜地的私人房产。这些城市建筑“瑕疵”，却是人类文明的奇葩，强权对个人利益（民众）的妥协，就是人类脱离蒙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