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之间差距太大，还没有对话的基础吧，我们最初的交谈是从跟文学完全无关的看手相开始，他说他最近在研究阴阳命理，并准确地说出我正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这并不妨碍我经常去找他，那时他住在县委宿舍，我几乎每次写了东西都会第一时间拿去请他指正。他的眼光很准，对于作品的优劣都说得很到位，且能提出可行的修改方案。但不知是我当时能读到的书实在太少，还是从古典文学转型过来不能适应，进步一直非常不明显，因而我时常向他借书，《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玉米人》、《绿房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书，都在他那里借过。
　　除了文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听音乐。或许那个时代上过大学的人都曾在校园里受到过高雅音乐的熏陶，志敏老师收藏的磁带品位非常好，我在他那里听过日本音乐家喜多郎的新世纪作品，听过美国爵士音乐家WyntonMarsalis的萨克斯演奏，还有巴赫的十二平均率钢琴曲。有时在他家玩得久了，就蹭一顿饭，就着音乐，可以聊天也可以不聊，就静静地听。
　　写了几年诗歌，并没什么长进，倒是在从1996年深秋到1997年元月之间写的几篇散文，有了一些情感和人生的体悟，也开始注重文体的自觉。拿给志敏老师看时，他说：“你还是很能写的嘛，相比诗歌，我觉得你更适合写散文。”随后，他又从出路上给我建议，让我加油写，去读鲁迅文学院。那几篇散文《猫》、《非关爱情》、《天唱》、《山那边》、《这个冬天不下雪》等，都陆续发表在96、97年的《松桃文学》，97年的《惠州文学》，和99年的《梵净山》上，得到了不少好评，成为我第二个写作时期的高峰。
　　除了在志敏老师那里借书，我还在险峰主席那里借过书。1995年冬天，我读过《喧哗与骚动》之后，有一次在险峰家，跟险峰、志敏和田小川聊天时说起这本书，险峰主席问我能看懂不，我说能看懂，他就进屋去拿出一本《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推荐给我。我看了之后大为钦佩，发现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各种文体和材料任意拼凑和杂糅，各种对话与场景蒙太奇般跳来跳去互相穿插，相比福克纳的小说，略萨这本书更加大胆和辛辣，文体结构的实验性质几乎不可复制。
　　从1996年起，也就是我在写散文的那段时间，同时也写了几组诗，有一次我拿一组近作《我那个城市的冬天》给险峰主席看。从这组诗开始后的大半年时间，算是我在诗歌上相对成熟的时期，险峰从质量上给6首诗排了序，指出哪首最好，哪首次之，哪首不成功，一一给出评价。过后他说：“我发觉你的感觉非常细腻，你可以尝试一下小说，这种细腻深沉的感觉写小说很适合。”
　　黎庭庠是1994年来到文联主持工作的。他是从文化馆走出来的一位剧作家，我的诗歌处女作《自白》就是在他手上发表的。作品发表时，不但自己非常激动，同学冉松林也替我高兴：终于能在《松桃文学》上发表了，这个在我们心中遥不可及的殿堂，现在自己的文字白纸黑字活生生地出现在上面，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在黎庭庠的任上，他和志敏老师都分别做出了一些侧重性举措。完班代摆策划了重点作者的个人诗展，每期推出一位重量级诗人，数量是10首，淋寒、田小川、险峰、完班代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黎主席比较着意推出新人，他看重的是我、田小川和陈清平三个年轻作者，在当时的新人当中，田小川的诗歌感觉和悟性、我的文体全面性、陈清平小说的生活积累，在松桃算是比较有潜力的。黎庭庠常对人说：“采薇的文章不像是个年轻人写的，倒像是出自中年人笔下，有着深沉的人生况味和独特的魅力，这些都源自他特殊的身世和独立的个性。”
　　黎主席对我的欣赏可以持续很长，1998年中秋前夕，已经去了铜仁打工的我在不请自来地参加了地区的一个笔会时，他还向地区的作家们介绍我，说我是松桃二中校刊的特约主编，去广东打工还不忘发表文章。
　　黎庭庠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有一次，一个通过田小川结识的文友打算去拜访他，约定下午去，中午我们在沙坝谈论文学，聊得有点忘乎所以，一看时间晚了，去到黎主席家时，他有点生气，教训我们说人要守时。在一个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里，他的这种较真，不免让不熟悉的人感到难堪，其实他并不是个有架子的人，我和他年龄相差30岁以上，他还愿意把作品给我看，听取我的意见。有一次他应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之邀，写了一部叫《包公之死》的9集电视剧本，让我拿回去看后给出修改意见，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在清样上写了很多条意见。后来这个剧本扩展到20集，改名为《包公生死劫》，由广东电视台拍摄，当年曾在十多家省级卫视播出。
　　到了新世纪，黎主席退休后，同样来自文化馆的戴启晓当了文联主席。跟完班代摆的“冷诗人”气质、黎庭庠的书生气不同，戴主席是搞群众文化工作出身的，天生有种土生土长的亲和力。从黎庭庠后期开始，在世纪初的几年里，我跟他走得很近，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闲聊，去印刷厂排杂志，他送我包烟，我给他个刮胡刀。
　　戴启晓对生活充满了巨大热情，他的爱好特别广泛，小说、散文、诗歌、新闻、报告文学、集邮文章、歇后语……就没他不能写的，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他出版了多少本书，光是珍邮辞典、歇后语大全等知识性书籍，都不知出了几印几版。
　　除了对写作灌注了热情，戴主席在生活中也非常活跃，跟谁都有说有笑：与书法家宋新的笑骂式打闹，和作者们摆龙门阵，给排字工唱花灯戏等等。他曾跟麻光中合作过一部叫《花带缘》的花灯戏，有次我俩在复印店里说得兴起，当众就嗨了起来：“我七（吃）不香我睡不戳（着），我走起路来舍打捞穿（踉跄）啰嗬——”
　　可能由于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戴主席比较重视宣传工作，他组织过作者去撰写土管工作者的纪实文学，介绍我去妙隘采写兰花销售的新闻稿。当时接待我的妙隘乡书记杨文元也是戴主席时期的重要作者，我跟他刚刚建立起友谊，不久后就听说他因病去世了。
　　由于那些年我一直在铜仁，跟戴主席的交往不算多，但是对他培养新人的事迹，我在异乡还会经常听到，比如对龙凤碧的挖掘和扶持，倡议组建“松桃八大散人”等事迹，眼下活跃在松桃文坛的这批作者，大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鼓励。
　　在这些现任主席之外，还有一位文坛耆宿、首届文联主席龙玉良也曾给过我帮助。在跟险峰主席、志敏老师交流较多的那些年头，我也曾拿散文去请教过时任司法局长的玉良老师。玉良老师以散文著称，为人稳重平和，跟他谈文学不会感到压力，96年上半年我写的散文《猫》，他还给我推荐到《山花》去，虽然最终没有采用，但是编辑回了一封三页纸的信，耐心指出文章的不足，这可能比一言不发就发表了更让我感动和受益。
　　
　　三
　　虎渡口笔会之后，我跟诗诗成了好友。有人对她的诗歌非常推崇，有人说她在《星星》发表过作品，但我们在一起很少谈论文学，我觉得，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大约两个月后，我决定去她所在的小镇看她。去的前一天我专门做了头发，晚上怕发型被压坏，一直靠在床头上。第二天早上发现头发压扁了，不知昨晚什么时候睡着压坏的，用热水润了再用梳子梳，仍然恢复不到原貌，只好将就着。
　　到了诗诗单位附近那条街，我向街沿上坐着的几个妇女打听她单位的地址。后来她跟我说，人家都笑话她找了个崽崽娃娃。
　　诗诗上班去后，我不愿出门，就呆在她寝室里发愣，看着后窗外围墙内的老式库房，有意无意地用手拨弄着窗前的风铃。下午她回来后，惊讶地说：“你三杆烟就支撑了一天？”我说我不想出去让人家指指点点，她笑了，说：“不怕得啦，我跟她们说了，你是我同学的毛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