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她破天荒地做了饭,有一样菜是鸡蛋做的皮蛋,不知道是不是鸡蛋不适合做皮蛋,总之我咽不下去,胡乱扒了几口饭就放碗了,她嗔道:“你居然敢嫌弃我做的饭?”
饭后我们出去散步,90年代初的小镇还很荒凉,连街道和房屋都透着一股庸常的气息,人们都跟蝼蚁一般活着而不知其意,昏暗的夕阳照在街上,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我们往镇外的公路走了很远,一路聊着人生、命运、家庭与爱情的话题。时到如今,以我现在除了文学艺术别的话题就插不进嘴的德性,实难想象当时我们散了几个小时的步,都聊了些什么内容。然而回想起来,那低矮的砖房,灰蒙蒙的街道,荒草满坡的平庸山峦,没有任何艺术色彩的生活空间,都满蓄着上一个时代的气息,时隔越久思念越深。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听录音机,她说家里给她订了亲,她不喜欢,又不知道该不该拒绝,得过且过的工作,昏昏噩噩的日子,使她对命运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挣扎难以逃脱的恐慌和颓丧。整个晚上,孟庭苇细雨沙沙般的声音始终环绕在床前,流淌在两个不眠者的脑海里——
轻描淡写我的回忆
像是一场下过的雨
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
惊醒沉睡中的梦
忧伤沾满我的眼
我是在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的,那年我的诗歌《自白》在《松桃文学》发表,翌年又在湖北省新诗大赛上获奖,但却是以书本来抵奖金,需要自己销售。我生性羞涩,又没有社会交往,很久都没卖出一本。有一次托一个在乡下教书的文友兜售20本,一年后遇到他,他说书卖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94年父亲被土坉小学返聘,学校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初中班,还需要聘请更多的老师,父亲有意让我去。他的朋友,松中陈老师也把在外打工的儿子陈清平叫了回来,打算一同应聘教师。
之前我在淡水打工时,曾跟陈清平的弟弟陈清泉在同一家工厂共事,既是同乡又是工友还是室友,工作之余我们终日弹琴唱歌,画画写诗,关系处得不错。陈清泉显然向他哥哥说起过我,因而我们没有过渡就成了好友。
出身于教师家庭的陈氏兄弟都具有一定的文艺细胞,陈清平在外打工数年,颇有些体会和感受,便用小说把这些经历、遭遇、感受写出来。他父亲觉得以他的文才去做流水线工人可惜了,便想借土坉增设班级的机会,让他进入教师行业。如今回想起来,陈清平的小说水平比较接近现在松桃写小说的麻启建,他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体验,相比麻启建,写作技巧要少一些,文学视野要窄一些,但能够把一个故事讲述清楚,把一个小说写得完整,把一些青春的迷惘和惆怅写得让人动容,对于年轻作者也是难得的了。
那时我正为书堆在家里而发愁,陈清平建议去松中销售给学生。那天晚上,教室里只有稀稀落落七八个学生在上自习,我在门口转了三圈,愣是没敢进去,陈清平白了我一眼,从我手里拿过书就走了进去。三四个学生围了过来,我听见他翻着书说了一阵,有个男生说:“还不错,我买一本。”最后卖了三本出去,这也成了我唯一收到钱的一次销售。
我们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教师,学校对既没文凭又无教学经验的两个小青年不太信任,加上假期里父亲突然发病,住了好几个月的院,下一学期学校就撤销了初中班。我还没能上过班就继续当无业游民,陈清平也仍旧出去打工,不过这次他不是去广东,而是去江苏,后来听说在那边上门了。
1995年我跟文友田小川去淋寒在杨芳路开的一间书屋找他,淋寒不在,他弟弟孔志勇在看店,田小川问他是淋寒吗?孔志勇说是啊,我就是淋寒,被我戳穿后,这个裘千丈式笑话被田小川笑了很多年。
淋寒当过兵,长得高大威猛,跟他诗歌触觉的细微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本是锰矿厂职工,后来去过广东当保安,之后又回来开三轮车。我们结识时,他还在厂里挥汗如雨。这些似乎与文学完全无关的职业并没有磨蚀掉他的诗心,反而丰富了他的视野和题材,他写过摩托在黑夜中奔跑的诗,那种独特的切入方式和凛冽的生活状态非常极致,他还写过一组以侠女为主题的诗,那种率性自由的诗境我认为也是他自己个性的体现。淋寒跟我一样都是城市居民,他的诗里没有别的作者那些泥土、节气、故乡等农事相关题材,常见的是矿硐、摩托、机车、风衣等非常城市化的元素。他的诗既闪现着细腻到敏感的灵感,又张扬着彪悍而粗砺的生命意志,读他的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其实,除了跟淋寒交往,我跟他父亲也是忘年交。90年代中期以来,老年大学诗词楹联学会的几位会长和副会长经常来找我玩,其中有会长田必瑞、副会长孔庆海(淋寒之父)、姚启智、冉隆举等几位老同志。孔老师能写旧体诗,也能作曲,这些爱好跟我都有重合,因而我们经常一起在老年大学学装裱,去观音山吃斋饭,在节日里布署征联和灯谜活动。
我是个不善交流的人,除了一些在学校里相识的老师朋友外,在文学圈少有长期稳定的朋友,直到1995年,我在参加县委宣传部的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认识了田小川,才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友。
田小川当时在二中读高三。非常巧合的是,他曾经看过1991年我在巴坳中学编的一本校刊《古樟》,加上年龄相近,因而很快就玩在了一起。
过去我在上学时,没能遇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城里松中二中和师范等学校虽有文学社,有写作者,却无缘结识,因而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过得无比寂寞。田小川的出现让我大为欣喜,他的诗才远远超出了我对校园作者和文学社的预期,即使跟松桃当时的大腕们比,他还显得稚嫩,但其不拘于形的想象力,和对后现代诗歌语言的敏锐度,使他在松桃诗坛显得非常先锋。
那些年我曾一度想要组建一支人马,办一本文学刊物,人是召集了七八个,大家几乎每周都在我家聚会,却一直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制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认识田小川后,这个愿望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田小川考入二中高中部后,立马把学校停办多年的校刊《追索》重新办了起来。他打算请我做特约主编,我也一直想要做本刊物,两人一拍即合,马上着手开始组稿、改稿、设计封面和版式。通过这本刊物,我跟二中许多学生如肖文志、刘应明以及田小川的老乡杨宇等人,都成为了多年好友。
为了招募作者,我们想尽了办法:当听说犀牛洞派出所有个人在写诗,我们顶着毒日头步行二十里去找人,最终却吃了闭门羹回来,人家根本就没在家;我们在干部进修学校的黑板报上张贴征稿启事,然后躲起来,特工般偷偷观察有没有人浏览,结果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一把就将广告撕掉了。
跟后来所有人都预料不到成天写诗、编刊、串门、谈恋爱、吊儿郎当的田小川能考上本科一样,也少有人了解他机灵、活泼的一面,他把耿林莽在《散文诗世界》发表组诗《采薇》宣称为采薇在《散文诗世界》发表组诗《耿林莽》,他跟杨宇之间相爱相杀的各种挤兑和打趣,我们密谋给在我家午睡的贺晓宇唇上贴仁丹胡,一同在午夜空荡的街头鬼哭狼嚎,在二中的走道上同手同脚地猫跳狗跳,以及去民院报道前夕,他等不到我,失望地在我家堂屋地上用粉笔留书“老子明天走了”……
那个时期通过田小川认识的众多朋友们,填补了我的空虚,成为我整个90年代最为充实的时期,以致于次年田小川考上大学后,我心里一直空空落落,仿佛缺少了一块。这些失落与空茫,一直弥漫在之后我们持续了两年的书信往来中,以及90年代中后期我的一些不成功的散文里。他去贵阳读书成了冥冥中一道隐形的分水岭,标志着我第二个写作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我向一种生存状态挥手道别,从此我在世界的眼里彻底变了一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