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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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岳麓山又称为大天马山，谷山因而被称为天马之踇。登高一望，谷山峰峦起伏，遍布四野，犹如无数倒扑的金笸箩，或者丰收后一堆又一堆即将入仓的金灿灿的粮食，令人浮想联翩。张目远眺，只见望城数十万人的区域俱在眼前，历历可数，宛若沙盘上的仿真布景，竟有种眼前突兀见华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味道；而背靠城垣，替天下苍生入谷山寺乞福，又是一层境界。
　　2019年8月8日，长沙谷山宝宁寺。
　　这一天，是佛门水陆法会的大型庆典，也是谷神回归宝宁寺的重大节日。本寺的主持身披红色袈裟，居于首座，一众僧人穿着黄色的僧衣，整齐地排列着。海潮音的佛声此起彼伏。唐风唐韵的崭新大殿全开，宝相庄严，香烟燎绕；大殿上，并列供奉着七位大仙：最左边是神农，最右边为伏羲，中间五位，就是五谷大神。
　　中国传统的五谷为大米、小米、高粱、大麦、小麦，每一种粮食对应着一位神仙，每一位神仙代表和统管着一种粮食。民间称，五谷大神能镇压天下一切邪恶。据当地人讲，谷神曾在谷山显灵；在谷神的护佑下，长沙得以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古代传说，由于粮食匮乏，众生艰难。神农氏为了百姓的口粮，尝遍了百草。这样能分辨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不可以吃，乃知稻谷能养育黄色人种。因了他的恩赐，中华民族结束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饥荒时代。
　　伏羲氏教男耕女织，授人以渔猎，冶金成器，教育人们烹制熟食，减少疾患病苦。又教授文化，推广音律，诲人以礼，调阴阳、均历法、测吉凶，不误农时。他提点百家百姓走向文明，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自此，华夏族人始有姓名。
　　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神农、伏羲，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古文字当中，稻字象几个轻巧的农具，正在筛谷脱粒，金黄的颗粒从稀疏的缝隙点点滴滴地漏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稻从舀，像人在臼上治稻之义。”可见，我国稻谷的种植，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甚至更远。
　　中国气候四季分明，无论是黄土地，还是黑土地，都是质地优良、宜种宜播宜生长各种谷物，不象欧洲只宜种植小麦大麦。中华大地是水稻的故乡，数千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遍植水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是鱼米之乡。国泰民安的治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粮，形成了季节的良性轮回。阳光的磋磨，风雨的洗刷，土地的沉淀，稻米在每一个农人的脸上、身上、四肢上到处留下岁月的痕迹，只有丰收的喜悦，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开他们一年到头劳累的心结。
　　大米象黄金，象白银，更象是我们命运里的救星和克星。百姓口口相传的家训和民谚，如“家有金银满屋，不如米粟一斗”、“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老鼠存有三年粮”等等，都反映出粮食的重要。
　　历史上，中国既是一个粮食大国，又是一个饥荒大国，历代统治者都把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存粮备荒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可是即便如此，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由于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安全只能停留在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层次。
　　千百年来，因粮食而引发的战争比比皆是。为了一口吃食，暴民纷起者，屡见不鲜。历朝历代，更新体制的力量，就是农民起义。一部二十四史，更反映出一个民族饱受粮荒之苦的剧痛和挣扎。
　　宋元明清时期，虽然粮食亩产有所提高，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又使粮食需求剧增。大量土地掌握在官僚、士绅、地主手中，普通农民被课以重税、被强迫劳动，无论怎么勤劳，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困苦的悲惨命运。社会动荡加之水旱灾害频仍，天灾加人祸，使他们时时刻刻在死亡线上奔走。
　　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有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中断过。曾几何时，中国人因缺食少粮而导致营养不良，被觊觎者蔑称为“病夫”。
　　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席卷了中国的五个省。饿死者至少有1000万人，2000多万人因灾而出逃，其中河南、山西受害最为严重。伴随着旱灾持续，粮食极少，啃树皮、抢观音土、挖野菜的灾民比比皆是，待这些都吃完以后，迎接他们的就是死亡。光绪三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因米市控制在富商手中，粮食不断涨价，贫民买不起粮食，长沙黄姓一家四口跳潭自尽。三月初六日，湖南暴发抢米风潮，饥民如风起云涌，抢夺大米，践踏米市，焚烧粮仓，遭到了大清湖南巡抚衙门的血腥镇压。
　　上个世纪之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川省境内各处，时见饿死人的现象。
　　日寇入侵后，为了“以战养战”，大肆在中国战场搜刮粮食。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占领了东部产粮区，封锁海岸线，中国军民的抗战益加艰难。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持久的战火，令原始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农民的生活越发困顿。日寇在华北疯狂抢粮，遭到了敌后抗日武装的顽强抵抗和坚决反击，一场抢粮和反抢粮的粮食拉锯战打响。抗日军民坚壁清野，抢收粮食，埋藏粮食，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胜利。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与民众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军垦，生产自救，一面抓生产，一面打鬼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连年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全国很多地区水里旱灾害频仍。许多百姓依旧因为饥饿和贫穷而走投无路。在那时，遇上自然灾害，别说米饭，连草根、树叶都没得吃。饥饿带来的剧痛感和绝望感，很多人疲于奔命，最后倒在求得一口饭食的路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美国人突然发现一个规律：中国人攻击的节奏往往以一个礼拜为期，后来明白，中国军队缺粮，加上交通运输线时断时续，粮食最多能够供应一个礼拜。那时候哪来的大米吃，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啃着冻硬的生土豆，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会儿，真难哪！
　　1959年至1961年，因长江发洪水，造成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直逼200万。粮荒殃及20个省区，受灾面积高达3380万公顷。自1959年开始，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下降15%，三年的特大持续干旱，全国损失了上亿斤的粮食。
　　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粮食生产和供应不足，我国城市一直实行的都是配给制，居民凭票证购买一家人定量的口粮。大米曾经是如此的珍贵，大人们有米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给病人或者长身体的小孩子们吃。
　　粮食！粮食！
　　粮食是国之命脉，老百姓的生命线。
　　民以食为天。谁能撑起东方的这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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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当久违的和平降临东方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泱泱大国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口人口，每个人都有一张口，都需要填饱肚子。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要使百业兴旺，要以人为本，更要以粮为本。
　　粮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1949年3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亲自接见了曾主导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三五九旅主将王震，问他，革命就要成功了，你有什么打算？王震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需要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