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受大人们影响，我自小就喜欢看电影。不过，这种喜欢属于被动的喜欢，没有个体选择，没有主观意志，随波逐流的看。这种状况从我的幼儿时候起，一直到青年时代，才有所转机。
　　需要交代一点的是，上学前，我跟姥姥乡下、省城两头住，上学后，我有时跟爸妈住校、有时跟姥姥在乡下，这就决定了我当年看电影的地方，有时候在乡下，有时候在城里，有时候又到了学校。
　　1.
　　记得幼年时跟姥姥住在乡下，一天傍晚，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吆喝——“全体社员们注意啦，今儿黑夜大队演电影咧，演的是……大家吃过夜饭就赶紧看来哇，七点半开演……”姥姥就让我们弟妹们扛上板凳先去大队院里占座儿。我们去了后，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家争着抢着占领“有利地形”，既要尽量靠中间，还不能太靠前和太靠后，还想一家人挨着，于是就跟别人家商量换位置，遇到好说话的、通情达理的，皆大欢喜，遇到拘泥呆板、固执己见的，只好叹息了事。还能听到不远处有吵骂声，原来是有人因为座位发生了争执。哎，何苦呢，本来看电影是好事情，弄得伤和气、心里烦，就不是好事了。人是陆陆续续的来，抱孩子的妈，呼朋引伴的年轻人，前拉后扯的一家子，刚结婚的小两口，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相搀相扶的老头儿老太太……小孩子们东奔西跑，吱哇乱叫，一刻也不闲……整个电影场子里，哄哄嘈嘈，热闹非凡，真是比赶会也红火。还没开演，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喜庆气氛。过一会儿，姥姥他们也来了，还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里面是刚蒸出锅的红面白面二合一的素包子，热气腾腾。我们弟妹们抓起包子，在闹哄哄里，一边吃，一边等着电影开演……
　　在乡下看电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城里呢？也是幼年，跟姥姥住在太原北郊区工厂宿舍时，姥爷、舅舅们常常带我们进城或者到附近的二电厂、北固碾村等地方看电影。进城或到二电厂，可以进影院，坐在那编了号码的着了黄漆的木板座椅上，感觉自是比露天自带板凳要牛气得多。印象里，大都是些打得挺来劲儿的片子，有《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等。有一次，听宿舍里的人说北固碾演电影，姥爷催促着姥姥早早做晚饭，大家急匆匆吃了，姥爷就带领我们拿上小板凳、马扎向北固碾进发。倒也不算远，十几分钟便走到了北固碾，结果只有几个孩子在空荡荡的电影场子里跑来跑去。问他们是不是要演电影，他们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反问：“演电影？哪里演电影？”我们只好原路返回。一进门，姥姥就问：“这么快就回来啦？演了个甚？”姥爷说：“白跑磨鞋记。”我们“哗——”就笑了。以后一遇到这样的情形，就一路往回返，一路有节奏地念叨：“看电影，看电影，看得心里没脾气。看了个甚？白跑磨鞋记！”于是一路上便伴随了欢快的笑声，没有看到电影的不快烟消云散。
　　姥姥没念过书，但是不像我那不识字的奶奶姑姑一样不爱看电影。姥姥不但爱看，还看得懂。这一点很令我惊奇。这可能与家庭整体氛围有关。在姥姥家，姥爷，两个舅舅，没有不喜欢看电影的。我还很小的时候，二舅带我到他厂里看过12英寸黑白电视里演的《奇袭》。记忆里那是第一次见识电视了。70年代后期，大舅还常常买大众电影等电影刊物，平时还总能听到他哼唱电影插曲，说他是个电影迷，一点也不夸张。能够常常看电影，使得我在姥姥家感受到一种温馨的气息，以至于在姥姥家自由自在，在奶奶家反而拘束不安。看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曾经，因为看电影，发生了一件令我愧疚一生的事。
　　那是1974年，我跟姥姥住在乡下。有一次学校组织到相隔二里地的外村看电影，票价五角。回家跟姥姥一说，她坚决不同意。好说歹说，终于同意了，于是欢欢喜喜跟同学们去了。演的是《青松岭》。从此，“长鞭哎那个一呀甩——耶——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就记在了心里。当晚看完电影，和我一起看的表哥表弟（也是在一个学校里上学，而且都是读四年级）纷纷劝我跟他们回这个村里他们的姥姥家住。我说家里姥姥还等着呢。他们说没事，有我们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就跟着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进姥姥家大门，就看见姥姥站在当院，阴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我害怕极了，不敢看她的眼睛，耷拉着脑袋钻回了屋子。事后听妈说，我去看电影没回来的那天晚上，姥姥一宿没合眼，竟起了一嘴的水泡。都怪自己年幼粗心不懂事，当时一点也没注意姥姥有什么变化。这件事，让我愧疚至今，以至于一想起看电影这件事和“青松岭”三个字以及那首“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就想起了姥姥那一嘴的水泡。
　　那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把看电影和讲电影联系了起来。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与二舅住在乡下老房子里，到了晚上，老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便绘声绘色地讲开了：“一开始就是敌人，在路上走呢。咱们的解放军举着望远镜，钻在草丛里望呢……”在他娓娓的讲述里，我脑海里便呈现出《渡江侦察记》里那一幅幅场景。可能是受二舅影响，我后来也喜欢上了给人们讲电影故事。那还是在我上初中后，有一回假期里，我去太原看姥姥，恰巧赶上二舅厂里包电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可是票只有两张，二舅只能带一个人。二舅问我和弟弟谁去看，我俩都想看，最终二舅带上我去了。当时弟弟还小，姥姥跟他说：“娃不去了，让他们回来给咱讲。”于是看完电影回来后，我便给弟弟讲。他听一遍不满足，还要我讲。再说我也不可能记下那么周全。于是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不是这次漏了这个情节，就是再次又多了另外一个情节，弟弟心细，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连声说不是那样的，上次不是那样的。于是讲到最后，就基本上能完整地把影片讲下来了。后来开学后回到老家学校，是跟父亲住校，有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就在伙房里给几个“子弟兵”（老师们的子女弟妹）讲“瓦尔特”。我讲得眉飞色舞，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也奇了怪了，讲着讲着，我本来口吃的毛病居然矫正过来许多，竟能比较流利地跟同学们说话了，也算意料之外的收获。“瓦尔特”因此成为我记忆里的一个亮点。成年后，专门买了“瓦尔特”碟片，钻在家里一个人看，快进或者快退，选择一些着迷的场景看，看不厌。
　　2.
　　1971年，我跟妈在一所农村小学住校读一年级。那时候常跟妈随老师们步行四五里到邻村看电影，不过大多数时间是在校园里看。因为透过我们宿舍的玻璃窗就能看到操场上的银幕，所以每逢学校演电影，我总是坐在窗边的桌子上看。记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影片，不是《沙家浜》，就是《龙江颂》，要不就是《智取威虎山》之类。常常看着看着，我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可是，我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会通过碟片，一遍又一遍看《红灯记》，看《沙家浜》，尤其是其中的“智斗”一场。看着，听着，心里是满满的惬意。这说明，有些东西，不是不好，也不是什么时候也适合你，而是有年龄、环境、心情等因素限制的。
　　1972年，同为老师的父母一起参加县里的一个教育战线会议，会期好几天，吃住在县招待所。因为我年龄小，就也跟着他们。期间安排让看电影，是有名的朝鲜影片《南江村的妇女》。那天晚上，爸与别人早早进了电影场子里（是县里早先的电影院，陈设很简陋，露天不说，座位还是那种一排排的木板凳），说好给我们先占个座位。等到妈带我来到电影院门口，那场面呀，真是人山人海。起先还有人维持着，让人们凭票排队入场，后来不知来了伙什么人，呼啦啦一挤一冲，人群大乱，没票的也愣往里挤，有票的也被挤了出来。人们都发了疯一样嘶叫着，拥挤着，喊爹的，唤娘的，乱成一片。妈和我像波涛汹涌中的扁舟，随着人流前拥后退，摇摆不定，是想进无门，欲退无路。忽然，更大的一次拥挤爆发了，门口的人不知为什么被迫退了回来。我和妈正处于漩涡的中心。听妈后来说，她一下子就看不见我了。当时，她慌忙大声喊我。才八、九岁的我也没命地大叫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要知道，稍有不慎，我就有被人挤倒踩成肉泥的可能。千钧一发之际，忽有人大喊道：“不要挤啦！会出人命的！”他一边喊着，一边张开双臂，用他的身体往后奋力一顶，一个小小的空间出现了，妈一把抱起我来，死命往外挤。终于，在这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突围出来。慌乱加上黑暗，我并没有看清这位好心人是什么人，听妈说，她看清了，是一个年轻的解放军。电影没看成，险些酿成大祸。这算是我看电影经历中最恐怖的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