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敢死队”第一个反攻目标便定在了江城。
　　1968年元旦刚过，“革到底”接受了“省革联”提供的枪支弹药支持，配合“特别敢死队”浩浩荡荡地又杀回了江城。“红江”在“特别敢死队”的攻击下，仅作了两个回合的抵抗，便被“特别敢死队”的凶猛炮火打得溃不成军，慌忙撤出了江城。
　　“特别敢死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全省的“省红总”系统造反派组织。
　　“省红总”率各地残余人员逃到了邻省整休，蓄备精力，开始酝酿策划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此时，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省革委会”成立后，要求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实行联合。“支左”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始强制干预武斗行为。两派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形式受到遏制，取而代之的隐蔽性私刑迫害加剧升级。许多人不明不白地失踪，还有的人在街头、家里无缘无故地被冷枪射杀致死。一时间，许多城市里人心惶惶、恐怖弥漫。
　　“革到底”重回江城后，陈世华接到成员报告说，“红江”在攻占江城和兴桠后，曾对未能及时撤离而被俘的三百余名“革到底”成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致使不少人无辜地失去生命。接着，又有人报告，在城郊垮塌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大量的死人遗骨骸骨，怀疑是被“红江”残害致死的“革到底”成员。联想到几次被“红江”赶出江城，流落他乡的耻辱，以及“革到底”阵亡人员被抛入江中的怨恨，陈世华决心要报复。他与杜虎等核心人员密商后决定，对“红江”残留成员进行秘密搜捕。说是“秘密”行进，经搜捕人员一番鸡飞狗跳、雷鸣电闪的咋呼，一时之间，江城到处草木皆兵、鸡犬不宁。“红江”滞留成员四处逃窜，直恨爹妈少生了一条腿。
　　不几天时间，陈世华便抓获了二百余人。杜虎等人在江城二中、六中、七中设立了刑讯室，用皮带、棍棒、辣椒水、生石灰、老虎凳、铁火钳等等残酷的刑具刑法，对抓获的二百余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生不如死的折磨。刑讯室里传出的呼号声、哀求声，彻夜不息，几天功夫便有近百人被活活折磨至死。
　　对“革到底”的道行逆施，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不怕死不惧祸事的市民，不断悄悄跑去“支左”驻军部队求救，希望部队能出面干预这种违背人格良心的法西斯暴行。驻军部队将情况报告了省军区、省革委。省军区、省革委明确电告陈世华，必须立即停刑讯体罚，释放所有被抓人员。否则，将不考虑陈世华杜虎等人进入正在筹备中的“江城市革命委员会”。如果陈世华等人一意孤行，省军区将授权江城驻军部队采取强制干预。陈世华鉴于省军区、省革委的强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幸存下来的百余名“红江”成员。
　　“江城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根据省革委、省军区《关于各地组建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拟定推荐周灿民、陈世华、王国全、刘大刚、杜虎及部分老干部任革委会副主任，要求“革到底”“红江”两派群众组织实行联合。省革委、省军区推荐的拟任江城市革委会主任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光华，及已任省革委副主任的戈云翔受省革委、省军区委托专程到江城向陈世华、杜虎传达了省革委、省军区要求刘大刚及“红江”成员尽快返回江城的意见，希望陈世华、杜虎以及“革到底”成员能放弃前嫌，实行联合，共同搞好江城“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此时，全省局势已趋向平静，“省革联”已主动向逃离在邻省的“省红总”发出了欢迎返回省城的邀请。武斗的阴云逐渐散去。迫于形势，陈世华、杜虎只得以“高姿态”欢迎“红江”返回江城。历时一年多的武斗终于划上了句号。
　　1969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接连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要求各地群众组织缴枪。10月中旬，陈世华、杜虎、刘大刚分别率领“革到底”“红江”成员作了最后一次集会，将所有武器交驻军部队接收封存。集会当天，两派组织成员各自扛着各型手枪、步枪、卡宾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小钢炮、六O炮、迫击炮、加浓炮、高射炮、反坦克火箭筒及手榴弹、地雷、弹药箱等武器装备，每四人一列，由市体育场出发，绕主要街道游行后，到市武装部向驻军部队缴械。缴枪队伍浩浩荡荡，从上午十点开始，一至延续到下午二点，方始结束。
　　随着武器的上缴，江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也宣布解散。轰轰烈烈的文革武斗寿终正寝，落下了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