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青房里，刘玉萍年纪最大，下乡的日子也长，自然便成了“家长”。
　　刘玉萍也很有“大姐”风范。尽管在我们四个知青中，她是身躯最娇小的一个，却将陈刚、杜梅和我当成小弟小妹，默默地尽着无微不致的关照。刘玉萍与杜梅站在一起，明显比杜梅矮了半个头，大概也就1米58左右。但她勤劳、贤惠、轻声细语温柔的性格在我心中却无比高大。我、陈刚和杜梅都一度将她视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赖。
　　当时，每个知青和当地村民一样队里划给了三分自留地。陈刚、杜梅和我的自留地都送给村民们耕耘，刘玉萍的自留地却是她自己种了不少蔬菜，她用自留地里收获的蔬菜，做了几坛的咸菜，便成了我们无蔬菜时的下饭料理。
　　队里对知青们的劳动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一般情况下，除刘玉萍外，我和陈刚、杜梅几乎没参加过出早工。只有上、下午工跟着村民们后面，磨磨噌噌地瞎混，干多干少，村民们也不理会我们。队长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常说：知青娃们，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只要别出事，不要让你们在城里的爹妈担心，就行了。真亏了队长他老人家的这份菩萨心肠，让我们少受了许多苦。
　　陈刚和杜梅是重庆下放来的。全公社约三百多号知青中，重庆下放来的占了一大半。重庆知青喜欢结伴串门，陈刚和杜梅也时常不在家。从刘玉萍那里知道，陈刚和杜梅不但同是重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职工子弟，还是同学，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刘玉萍大我七岁。六八年小学没毕业，就被“动员”下乡来了。一天做晚饭时，刘玉萍边做边哼唱着当时知青中流传甚广的“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空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故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飞架南北
　　横跨长江
　　巍峨的钟山静静屹立在
　　我的家乡
　　告别了父母
　　告别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多么漫长
　　光滑的足迹深浅在
　　那僻静的异乡
　　迎着太阳升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补地球
　　是我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我的命运
　　啊……
　　用我们的双手染红了地球
　　驰遍宇宙
　　壮丽的明天
　　我们相信一定会到来
　　那伤感的旋律，融和着她六年知青生涯的凄苦惆怅与渴望，回旋在空寂的山壑，撞击着心灵隐隐作痛。
　　我对刘玉萍说：“刘姐，听你唱这歌，心里有种沉痛的伤愁感觉。”
　　刘玉萍说：“这是知青中流传的手抄本歌曲，上面不让唱的。说是反动歌曲。”
　　我说：“读书的时侯，看《人民日报》社论，批判过这首歌。但不会唱。也没听过。今天第一次听，觉得蛮好听的，怎么就成了反动歌曲呢？”
　　刘玉萍说：“我也弄不懂。反正知青们都喜欢唱这首歌。听说写这首歌的作者已被判刑了，以后唱的时候要注意，别当着公社干部们唱。不然，会惹祸的。”
　　吃饭时，我又问她：“刘姐，你下来都快七年了，怎么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出去呢？”
　　刘玉萍无奈地叹息说：“谁不想早点回去呢！我出身不好，父亲成分是地主，又没有背景。我与公社干部也套不上关系，所以，眼看着别人走了一批又一茬，想到自己不知还要等待多久，心里早就不是滋味了。”
　　看着刘玉萍泪眼婆娑，我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凄婉的惆怅。
　　（四）
　　有几天，杜梅一直无精打彩的，吃饭也总是反胃呕吐。刘玉萍问她：“怎么啦？”
　　杜梅说：“大概是感冒了吧。心里老是觉得不对劲，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陈刚说：“都好几天了，让她去看一下，她也不去，挺急人的。”
　　刘玉萍对陈刚说：“要不你去找大队的赤脚医生来给她看看。老这样下去不行，万一有什么毛病，拖久了会很麻烦。”
　　陈刚答应了，说吃完饭就去。
　　下午，陈刚带着赤脚医生回来。赤脚医生是位中年大婶，看了杜梅的情况，摸了一番脉后，便让陈刚和我出去，说有话要对杜梅和刘玉萍说。
　　一会过后，赤脚医生离开了知青屋。我和陈刚回到杜梅房间，见杜梅眼泪长流，陈刚急忙问杜梅：“到底怎么了？大婶怎么说的？”
　　杜梅怨气地答道：“都是你做的好事，这下把我害惨了吧。”
　　陈刚一头雾水地说：“你倒是说清楚呢，到底怎么回事嘛。”
　　刘玉萍说：“刚才大婶说，杜梅不是病，是怀孕了。”
　　陈刚一惊：“啊。怀孕？哪可怎么办？”
　　刘玉萍说：“当务之急，这事必须保密，千万不能传出去。一旦让公社知道了，你俩就完了。”
　　陈刚说：“可是大婶已经知道了。”
　　刘玉萍说：“大婶那里已给她说好了，帮你们保密。但你们得赶快想办法去做人流。”
　　陈刚焦急地说：“那明天就卫生院做。”
　　刘玉萍说：“你们还敢到公社卫生院去做？就不怕万一公社干部知道，你俩还活不活得成？”
　　陈刚显然已经晕了，哭丧道：“哪该怎么办？”
　　刘玉萍说：“你明天就带她去别的公社卫生院做，要快。千万别耽误。”
　　那时，未婚知青怀孕可是件了不起的瞒天瞒地般大事。一旦事情败露，带来的将是很多麻烦。第一，“表现败坏”的名声是肯定的；第二，一旦“表现败坏”定下来，就将永远失去任何回城的机会。
　　刘玉萍安慰了杜梅几句后，问她：“你身上的钱够了吗？估计得要二、三十元。”
　　杜梅说：“我现在还有十三、四元吧。”她转向问陈刚：“你那里还有多少？”
　　陈刚掏出身上的所有零钱，数了数说：“只有七元八角二分。”
　　刘玉萍从口袋摸出十二元钱，便问我还有没有，我掏出身上的十多元来，递给刘玉萍。刘玉萍接过了那张十元的票子，将零的退我说：“这里凑足了四十元，应该够了。零钱你收着。”
　　第二天一早，陈刚便带杜梅去邻近的公社卫生院做人流。
　　下午时，陈刚和杜梅疲惫地回来。说卫生院做人流必须要结婚证和公社证明，他们拿不出，央求了半天，卫生院也没给做。
　　杜梅的眼晴早已泛起了红丝，显然一路哭了不少。陈刚也沮丧万分地说：“这该怎么办呢？”
　　刘玉萍考虑后说：“得尽快做流产，时间长了更麻烦。我有个姨在县城妇幼保健院工作，明天，我带你们回城里去，找我姨想想办法。现在只能这样了。”
　　陈刚和杜梅对着刘玉萍不断感激地说：我们听姐的。
　　（五）
　　刘玉萍、陈刚、杜梅走了，知青房剩下我一人。
　　夜晚，河风呼啸着刮过房顶，“呜、呜”的声响就象《聊斋》演义的鬼哭狼嚎。桌上的煤油灯似乎被室外的风啸声吓掉了一半的魂魄，熠熠闪闪、忽明忽暗，徒添着凄恻的浓烈。
　　我仰躺在床头，读着从刘玉萍那里拿来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那时，除了《毛泽东选集》是属于货真价实的书籍外，很少有正儿八经的一部书籍可供知青们阅读或消遣。可穷乡僻壤里无尽的孤寂和漫漫长夜惆怅的苦闷，又实在难熬，于是，在知青中不知从何时开始，盛行流传起了手抄本文学。所谓手抄本文学，其实就是一些普通得不再普通的通俗小说或情感小说。这些小说在今天看来，随处都可信手掂得，几乎不值一提。可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通俗的便是封建的，情感的便是资产阶级的。所以，通俗和情感的东西都是违禁的，是毒草。但任何禁锢，都只能禁锢到形式，禁锢不到心灵。越是被禁锢的，却越有生命力。书籍不让看，知青们便采取手抄的方式，将一本本的通俗小说和情感小说眷抄在笔记本上，或者五颜六色的纸片上，供爱好者一个个地传阅。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手抄本有《第二次握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凋零的玫瑰花》、《简爱》、《罗蔓蒂莎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