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七六年春节前夕，下乡一年多后，我和刘玉萍结伴回城过年。
　　我肩上挑着的是我们用生产队分配的小麦和包谷磨粉后，加入了不少鸡蛋特制的晒干面条。刘玉萍背着的是生产队分的芝麻和花生。一路上说说笑笑，回城的脚步仿佛有无穷的力量。
　　想着当初，我孑然一身走在下乡的小路上那茫然迷失的情景，感叹着时间过得真快。一百多华里的乡间小道，在不知不觉中就甩在了身后，故乡的轮廓已清晰在望。
　　进城先到了刘玉萍家。刘玉萍的母亲正在烧晚饭，见我们回家，十分高兴，便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
　　我说：“我想早点回去，父母也许正等着我呢。”
　　恰巧，刘玉萍父亲回来了。我曾听刘玉萍说过，她父亲成分是地主。那时，因教育环境的影响，在我的脑海里，地主都应该是《半夜鸡叫》中周扒皮或者是《收租院》中刘文彩那幅模样：尖嘴猴腮、阴险狡诈、横脸横肉、吃人不吐骨头。但刘玉萍父亲看上去憨厚本份、和蔼可亲，与地主的形象相差太远，甚至八竿子也挨不着边。
　　我不太相信，犹豫地以为是我弄错了或者是刘玉萍介绍错了。便试着怯生生地叫了声：“刘伯伯。”
　　刘父呵呵笑着说：“真是难为你们这些孩子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要带这么多东西。把你们身体累坏了，可就是造孽哦。以后千万不要再带这么多东西了。”
　　听见刘父的话，便有与我父亲一样的亲切感，就不再怯生，大着胆子说：“这点东西不算重，都是我和刘姐带回来的心意。”
　　刘父见刘玉萍已将我那份分好，就说：“给小弟弟多拿点回去吧，我们留点尝尝就行了。”刘玉萍答应着就往我那份里添。
　　我急忙说：“不行。我和刘姐说好了的，一人一半。”
　　刘父说：“拿着吧，小弟弟。你年纪小，父母对你牵挂也大。多拿点回去，孝顺他们是应该的。再说，我们家萍儿每年回家都带回来不少呢。”
　　结果，虽然我再三坚持，刘玉萍还是将我那份里添加了不少。
　　（九）
　　离开刘玉萍家，天色已晚了。回到家里，父亲母亲和弟弟正在吃晚饭。见我回家，一家人很是高兴。母亲连忙要去给我拿碗筷，我说：“我吃过饭了。”
　　母亲很惊诧说：“回家了，怎么还在外面吃饭？”
　　我便将在刘玉萍家吃饭的情形和刘玉萍在队里对我的照顾的事，说给父亲母亲。父亲说：“难得人家姑娘照顾你，哪天，请她到家来吃顿便饭吧。”
　　我说：“行呢。哪天我约她吧。”
　　春节前夕，下乡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城了，但支边、支藏的同学一个都没回来。大家相约着一起聊起一年多下乡的经历，都有说不完的感慨。
　　猴子说，他落户的生产队在大山旮旯里。从队里到公社就要走一天，如果回城来，要走两天，还得起早摸黑。更要命的是他们生产队，就他一个知青，原先有两个重庆下去的，因为太苦，说是回重庆休假，可一走，就再也没回去过。他想找个人说话都没伴。说着两眼就泪汪汪的。
　　小娟说，她那里离城倒近，只有三十几里路，一个上午就能跑个来回。但就是因为太近，县上、区里、公社隔三叉五就有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一检查工作就问知青们的表现，还时常监督着知青要全心全意与村民同劳动。有时实在累了，想请个假都不行。不信，咱们都伸出手来，看看谁的老茧最多。
　　大家一齐伸手，果然小娟的手掌上布遍了不少的茧迹，还有老茧揭去后，血红斑斑的印痕。
　　相比之下，我的境况算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有刘玉萍那个大姐的照顾，我简直就似生活在蜜罐里。
　　一天，大刚和华子来找我玩。大刚说起林跃进在西藏，被雪崩冻坏了左腿，听他哥哥讲估计得截肢。
　　我问大刚：“是不是真的？你可别拿这种事来吓人。”
　　大刚说：“绝对真的。我前天遇上他哥，他哥亲口告诉我的。”
　　听着心里蛮不是滋味。一年多前，分别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健全人，忽然就变成了残疾，撂倒谁心里也不会好受。
　　大刚说：“还有呢，来的时候，华子还说蒋毅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跑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去了。是死是活，至今都没消息。他爸上个月还专程去趟云南，结果兵团倒说蒋毅是叛国，找到了还要追加处分呢。吓得他爸再不敢追问他的下落了。”
　　当年，蒋毅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个性爱动，思想也很活跃。一次在批林批孔的小组学习会上，他即兴“高论”：林彪其实是个大傻儿，党章都确定了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都七老八十了，还能活多少年？忍一忍就过去了，何苦搞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白白害得自己丧了命。这番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师和校领导那里，差点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因他发表此“高论”时的年龄还不满16周岁，有关部门就责令他父亲将其领回家中教育一个月，才算完事。想不到这家伙支边去了云南，照样不老实，居然跑出了国境，不知他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回家过春节，本想大家重逢开心一番，不想尽是些让人沮丧的消息。干脆就将自己关在屋里，生怕出去，再听到什么不吉的事，让人徒生怨愤。
　　（十）
　　大年二十八，家里提前团年。父亲让我去请刘玉萍。我到刘玉萍家，刘玉萍正帮母亲洗被子。
　　我给刘玉萍说了父亲的意思，请她去团年。她将头摇得象货郎鼓，说：“你们家团年，我去算怎么回事？”
　　我说：“又没有别的意思。父亲就是想当面感谢你在队里给我的照顾。”
　　刘玉萍说：“有什么好感谢的。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呢。”
　　我说：“感谢你是我父母的一片心意。老实说，如果不是遇上你，我想我会和我们那些同学一样多受许多罪。”
　　刘玉萍说：“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我看刘玉萍态度坚决，就转向刘母求救：“伯母，你帮我劝下刘姐嘛。不然我回去没法向父亲交待。”
　　刘母已听我们说半天了，见我求她，就说：“萍儿，去吧。别浪费了小弟弟一家人的好心。厨柜里有两瓶你大哥拿回来的酒，顺便带去给小弟弟的父亲，就说我们给他全家拜早年了。”刘母径自到屋里拿出两瓶“泸州大曲”，递给刘玉萍。
　　刘玉萍见母亲也支持，就不再坚持，和我一起到我家去了。
　　到得家里，父亲母亲对刘玉萍十分热情。特别是母亲，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个男孩，母亲一直想有个女儿；见到刘玉萍，真的就象是她的女儿似的，问寒问暖、家长里短，有说不完的话。刘玉萍也很乖巧，一边陪着母亲闲聊，一边手脚麻利地帮着母亲干活。
　　说是团年，其实很简单。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父母和我们两兄弟外，多了一个刘玉萍。餐桌上挤挤密密地摆放着十多个盆碟，分别是什么腊香肠、腊猪头、炸酥肉、八宝丸子、魚香肉丝、麻辣肉片、炖鸡汤、海带蹄花汤……等等。反正是那时的普遍现象，几乎一年中所有好吃的食物都集中到了这一餐团年饭上。
　　刘玉萍毕竟大我几岁，在这种场合很懂得进退分寸，不论应酬我父母、还是礼节仪态，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她的礼貌和热情。
　　父亲免不了说了许多感谢她照料我的话，刘玉萍很得体地对父亲说：“我只有两个哥哥，没有弟弟。两个哥哥和我的年纪都相差很大，没有多少同龄人的相同。我把小弟弟当做自己的亲弟弟，是想在农村那个环境里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叔叔和婶婶用不着那么客气。还有经常性的砍柴、挑水都是小弟干的，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他呢。”刘玉萍的一番辞说令父母非常喜欢。
　　饭后，我送刘玉萍。想起她父亲的形象问题，就问刘玉萍：“我怎么看你父亲是个挺好的人嘛，怎么就成了地主呢？”
　　刘玉萍说：“以前父亲在城里开了家自己的杂货店，挣了些钱后，便在乡下买了几块田地，打算收些租金积蓄家产。刚买上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土改时土地被没收了，就被划为了地主。其实，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与母亲很和睦，对我们兄弟姊妹也从不打骂。只是经常教我们要与人和善，多做积善行德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