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中主人公苏冠兰与丁洁琼、叶玉涵的感情纠葛，让我第一次懵懵懂懂领悟到了人生的爱情意义。在那个时代，我们虽然顶着“知识青年”的“掩耳盗铃”之名，实质上却与“知识”很难搭上边缘，充其量也就是能认识几个汉字而已。更不用说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了。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爱情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盲区。读到小说中的热烈场面，在夜深人静的环境下，也止不住耳热面红，心潮澎湃。尽其自己的想象力，去试图分析理解爱情的真实含义与肉眼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例如，陈刚与杜梅之间是不是爱情？如果是爱情，几乎少了书中的热烈与细腻；如果不是爱情，杜梅又怎么会怀孕？
　　几个不眠的夜晚，思绪便在试图弄清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陈刚、杜梅的情感脉络里荡漾。或许，那时的年纪真的太小；从未开启的心智在长期的精神涸禁中，对忽然跃进眼框，闯进心扉的那片感情飘絮，充满了懵懂的好奇与莫名的渴望。
　　接着，阅读的另一个手抄本《少女之心》更让刚入青春期门槛的我，热血愤张。说实话，活了十多年，压根就不知异性的生理结构及心理成熟随现的变化。刚下乡时的大热天里，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村民大娘赤裸着上身，硕大疏松的乳房，垂落在胸前，目若无人般劳作在山坡田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冲击力，而且几乎所有村民都有一种熟视无睹的免疫能力。
　　所以，当后来有知哥知姐们聊起《少女之心》的神秘时，我压根就不当回事。
　　（六）
　　一天，队长找我说，公社要求生产队办扫盲夜校，让知青们帮助不识字的村民们扫盲学政治。
　　刘玉萍、陈刚、杜梅都还没回来，知青房里就只我一人。没有推迟的余地，便走马上任当起了村民的扫盲教师。
　　教室设在生产队保管室的前堂里，队长不知从哪弄了块黑板来，我便从村民中姓氏最多的“杨”字开始，一笔一划地教村民们。第一天晚上，来的人不多，也就七、八人，而且多是晚饭后闲着无事的大嫂大婶。第二天，队长宣布，给参加夜校的人记二个工分值。以后，陆续来的村民便多了，最多时达到六、七十人，保管室都坐不下了，便将黑板立在保管室外的坝子里。几天下来，没想到村民的识字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还有村民主动提问XX字怎么写，什么意思之类的话题。一般的字，我还能凑合讲清个一笔一划一竖一撇的规则，但对字形字义的解释，可范了难；因为我们读书时，小学四年纪就遇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以至后来都没有认真读过几天书。
　　恰巧刘玉萍他们回来了，我象找到救命星一样，赶快求他们帮忙。但刘玉萍也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陈刚与杜梅虽说是高中毕业生，其知识文化水平也差不多。刘玉萍便提议去找本《辞海》来，大家都觉得办法不错。可到哪里去找《辞海》就成了问题，村民肯定是没有的，唯有公社小学或区镇中学里，才有《辞海》可能性。但路途都远，特别是区镇中学，去一趟就有三、四十里地，一个来回就七、八十里。
　　陈刚有个同学在区镇中学代课，便自告奋勇地去跑了一趟，果然借回了本《辞海》。此后，除杜梅刚做了流产，需要休息外，刘玉萍、陈刚和我三人，便共同为村民们上扫盲识字课。那时，村民中识字的的确不多，全生产队也只有会计、保管员等少数几人读过一、二年小学。村民们学习的热情，传到了公社，公社认为仅学识字还不够，必须加强夜校的政治学习。
　　于是，在除了识字之外，另加上了政治学习和忆苦思甜的内容。政治学习的内容都是些当时报刊上关于大好形式的文章，基本上也就是照报原读。以我们的能耐，对政治形势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更何况政治非同儿戏，一不小心，亦或是无心口误，都将招来毁灭终生的灾难，谁敢轻易碰撞呢？但读报毕竟死板枯味，很快夜校就名存实亡，有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了。
　　大队书记知道后，说弄个忆苦思甜报告吧，就让在旧社会为地主当过长工的老贫农出来，讲讲过去的苦、比比现在的甜。
　　忆苦思甜报告会在一个月朗星繁的晚上召开，因为队里的强行要求，来参加报告会的村民，黑压压地站了一坝子。队里七十四岁的老贫农杨大爷被邀请到台上作报告。
　　杨大爷说：“我讲不来。”
　　大队书记说：“你就随便讲讲在旧社会，你给地主当长工时受的那些苦吧。”
　　杨大爷说：“没有什么苦不苦的。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吧。”
　　大队书记说：“那些地主阶级就没害过你？比如，给你吃的是什么？有没有现在的生活好？”
　　杨大爷说：“要说吃的嘛，那些地主也害过我们。一般都是地主吃剩下了的饭菜，才给我们长工吃。特别是栽秧搭谷农忙的时候，狗日的地主把瘦肉都留下自己吃，给我们全是巴掌大块块的净肥肉，害得我们吃多了，经常拉肚子。不过，好象比现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猪不让养，鸡鸭也不让喂，只能尽吃青莱白菜，油水都没一点，好很多哟……”
　　讲台下的村民们发出一阵哄哄大笑。
　　大队书记赶忙说：“杨大爷，你扯远了。”
　　杨大爷说：“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哦。那些地主真的拿肥肉……”
　　大队书记急忙打断杨大爷的话，大声说道：“今天的忆苦思甜报告会就到这里，下面让知青娃们给大家念报纸。”说完，便匆匆离开了会场。
　　陈刚虽然读着报纸，但因大队书记一走，村民们谁还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那些枯燥无味的废话，不一会功夫，便三三两两走得一干二净。
　　（七）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按部就班地淌过春夏秋冬。
　　一天，刘玉萍说七大队有位与她一起下乡的老知哥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去凑热闹。陈刚和杜梅因他们重庆同乡有约，不能去。我便随刘玉萍一道同去了。
　　到了老知哥处一看，去的人还真不少，几间知青屋里熙熙攘攘都挤满了。大家七嘴八舌闲谈着各自的生活状况以及从小道上打听来的什么时候又要招工了、听说公社又有了几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等等。我下乡二年不到，知道那些什么招工、招生、当兵都还轮不上我。因此对那些闲聊不感兴趣，便随意溜达到几处正筹备午餐的地方，看看老知哥的生日，都弄了些什么好吃的。在一口大铝锅前，闻到飘出一股浓浓的鸡香味，我对正烧火的姐们说：“哇，还有鸡肉吃呢。”
　　姐们说：“锅里炖着三只鸡呢。”
　　我惊叹说：“老哥很富有嘛，一下就买了三只鸡。去年过年，我老爸也没舍得买一只。”
　　姐们说：“什么买的？都是昨晚他们出去“甍”的。”
　　我知道“甍”就是偷，我惊奇地张大了口：“怎么会是“甍”的呢？！”
　　姐们看着我惊奇的表情，说：“小弟，才下来不久吧。“甍”有什么稀奇？咱们要改善生活，只能自己想办法呢。”
　　午餐时，因没那么多的桌子和凳子，只好分散在几间知青房里，大家流动着选择进食。大概也就类似现在的自助餐吧。
　　菜肴不算丰盛，但绝对堪称足够份量，塘瓷面盆盛满的鸡汤和黄焖的田蛙，特别是两大盆红烧的狗肉，吸引着大家强烈的食欲。
　　大家边喝着老白干烧酒，边继续着闲聊的话题。
　　餐间，不知谁带头唱起了《知青之歌》，那凄婉忧伤的旋律，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众人随心的合唱，将愁肠百结的思绪，喧染得淋漓尽致。出于对渺茫前途的忧虑，不知回城的路在何方？随着歌声触动心弦的痛觉，泪水在不期然中潸然而下。
　　泪水感染效力的功能，竟会产生天倾地覆的效力，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几十人同声共哭的嚎泣，演义了那个年代最悲怆而又无奈的沧桑。
　　几十人同声奏响的嚎啕，撞击着空旷的沟壑，山壁折射的回声增添了凄哀婉曲的硬伤。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嚎哭震憾，初始以为知青们发生了什么大事，纷纷跑来知青屋一看究竟。不一会功夫，知青屋前聚集起百余村民，当大家明白了知青们喧泻的悲哀，发自对前程无知的迷惘触痛，只得婉惜同情，许多大娘大婶大叔大伯不禁陪着落下心酸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