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则是对儒学的彻底反动,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按该书的观点,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他认为,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他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现成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生存、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
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恰是凋谢的时刻。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樱花一齐谢幕,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那是一种狂暴的灭亡之美。
日本武士以樱花的盛极而衰比拟人生绝顶的精神境界: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后,武士便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心愿已了,一生无求了,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在耀眼的绚美中决绝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道的最终之领悟,是在灵肉分离之前对生命即将凋谢的最后眷恋和想往。因此,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苟且偷生地田园终老,而是战斗,或者死亡,生无可恋地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
武士道注重共性,但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
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武士道:日本之魂》,引起西洋世界的极大反响,是将武士道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该书在美国、英国大行其道,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语言。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被誉为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的5000日元钞票上,便刊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十八、十九世纪,当中国满清政府临深覆薄迈入泥潭,腐败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日本政府的官员却保持了高度的清廉,这是一种奇怪的成功。日本明治维新得以顺利推行、成效卓著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而真实地促进这种清廉之风盛行的竟然是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虽然穿上了中国儒教和佛教的新外衣,披着仁义道德的皮囊,但里面却充满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的精髓,提倡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完全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导致了武士道在人格发展上呈现出极端的两重性:狂妄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严格意义上说,武士道是武士争霸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伦道德工具,它是一个阴翳的民族,在偏狭的性格中产生的复杂混乱的生存意识和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拼命保留温文尔雅的外表,而当它生发开来后,却图穷匕见,青面獠牙地暴露了其残忍的本质。日本开动穷兵黩武的战车之后,被扭曲了的武士道又经历了一次畸变。他们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把士兵变成兽性十足的狼群,成为侵略扩张的工具,从而导致了世界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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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清凉如水,我的头脑中却狂飚怒卷,久未平息。
盯着这把日本刀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了风声,雨声,人啸马嘶声,还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声。这一声叹息,清越而悠远,它来自中国的秦汉和大唐时代。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历史,历史的张力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那就是战争。战争客观地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天下在分合之中血洗了无数的弱者。
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为上古时期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后裔,即炎黄子孙。据先秦文献的记载,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即今天的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在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先是部落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民族的融合。然后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更大的战争,形成了更大的民族迁移和混血。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前221年,秦王赢政一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帝国,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走向辉煌,领域也跨越了长江,扩展到了南方,甚至更远的地方。
秦人尚武。《诗经.秦风》中记载有“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的性格特质。秦军中一支百战不殆的劲旅,闻名于世的铁鹰锐士,为秦将司马错创立,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百战兵勇。历史中记载,这支部队即使全盛时期也只有千余人,但就是这支精锐部队,碾压了六国的战车,为大秦的一匡天下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瞻仰西安秦陵出土的无数陶俑战士,纵横整齐的排列中,仍旧能看到他们当年的风采。仿佛征鼓突然间震响时,他们仍然会在迷朦的休憩中猝然醒来,向着角弓拉响刀枪锵鸣的战场奔去。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大汉王朝,尚武精神达到了顶点。族人勇武刚强,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男儿万死图报国,何须马革裹尸还。汉朝将士英勇无畏,以开疆拓土为己任,立足于天地之间。他们北击匈奴,南收粤越,西震诸番,强汉之兵锋,无敢撄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誓言,一掷铿锵,响彻天地,万古流芳。曹植在《白马篇》中曾追怀汉将霍去病说: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李唐王朝是另一种武功盛世,更是一个中国人尚武的高峰。那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李靖大破突厥于阴山,生擒了颉利可汗;薛仁贵破百济、灭高丽,朝鲜半岛囊入大唐国土;高仙芝远征西域,令风头正劲的阿拉伯人一蹶不振。还涌现出一大批武将,如李世绩、王忠嗣、封常清、南霁云等,将星闪耀,正是盛唐气象的写照。薛仁贵一句“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一句,唱绝了当时大唐王朝的气象万千。
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有虎贲战队,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这些部队纵横在华夏的疆土上,为每一个王朝立国立威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如秦朝一统六国的黑甲军,汉周亚夫的细柳营,三国时魏国的青州兵和虎豹骑兵,唐朝的玄甲军,宋朝岳家军,元帝国的蒙古铁骑,明朝后期的关宁铁骑,满清入关时的八旗军,等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在战略战术没有重大失误的情形下,决战双方谁能取得最后的胜算,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兵力和士气。一支军队的士气和斗志是意志力的体现,这份意志力来自于尚武精神。敌我双方交手,既是武功兵法的较量,更是意志力的比拼,如果没有战胜敌人的信心、视死如归的勇气,绝对不能取得胜利。
秦时明月汉时光,秦汉和大唐时代的铁马秋风,曾经为大汉民族带来无尚的铁血荣光,树立和高扬起民族自信。强大的军力因人而立,却又因人而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没有成就立国创业的精神支柱,却沦为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殡葬品。
汉高祖高唱大风之后的若干年里,《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千里杀将”,被无数君王篡改成十二道金牌。韩信,岳飞,袁崇焕,年羹尧,死在一代代帝王的屠刀之下。历朝历代,弃置不用的武将数不胜数,多少胸兵腹将之才困守山野,独钓寒江。直到晚清人才凋蔽,几至无人可用。
尚武精神是怎样没落的呢?它是败亡于兄弟阋墙的拼杀中,还是消失在外族屠戮的血腥里?拟或是毁弃在太平王朝的扑灭之下?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