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的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急速扩充军备,拿从中国抢来的钱富国强兵,军费成几何倍数增长。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日本陆军部大脑、昭和三参谋之一的石原莞尔,策动了《满蒙领有论》,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思路。1927年,田中义一推出的占满蒙、灭中国的更详细的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之深厚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看了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1931年9月18日,日本终于又向中国举起了屠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侵占了东北全境,并不断向关内和平津地区渗透。1937年7月7日,华北事变,日本拉开了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序幕,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同时,武士刀高举,血雨腥风地开始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面血洗。《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着两个日兵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日本兵践踏着中国的河山,每到一地,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抢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斩杀的中国人的头颅堆积如山……
日本人为何会如此恶毒地残杀中国人?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恰恰正是因为我们的善良,教会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日本没有能力自己创造文明,他们端走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蒙师,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霸主。
如果考察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危害中国。除了在中国肆虐的日本兵之外,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亦是杀人凶手,他们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几乎全部死亡殆尽。
武士刀成为了日本武士的精神象征,成为所谓“武士道”密不可分的部分,更成为了屠戮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民的夺命利器。只要武士和武士道存在,武士刀就不会失传。194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日,虽然已经跨越了七十余年,虽然处在和平年代,但武士刀仍然在挥舞,不断地带动扇刮着侵略扩张的妖风。军国主义的火种象覆上了湿煤的炭火,正在平静的黑色表象掩盖下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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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清政府恰正如被一匹烈马拖着的一个捆住了手脚的人,世界这匹脱缰的野马愈是向前狂奔,被拖着的人受伤愈重,这个可怜的人从被动地跟随着奔跑,到最后精疲力竭,再到被拖曳得奄奄一息在地面上翻滚和昏迷,以至不省人事,旁边的看客众多,却没有谁出手去救他。
所有的先驱者都认为国家和民族的灭亡危在旦夕,他们出国不是为镀金,而是开始向东寻求民族精神的回归,重新嫁接忠勇和血性,向西寻求民主和科学,以图谋振兴国力,恢复大汉荣光。清末东渡留学之风,就是要把散碎的火星聚拢,变成火苗、火焰、火堆,甚至冲天的烈火。
看一看这张留学者名单,你会为其中蕴藏的巨大赤诚和努力,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周恩来(1898-1976),1917-1919,日本明治大学。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1904-1909,先入东京弘文学院预科,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黄兴(1874-1916),1902年夏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
蔡锷(1882-1916),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郭沫若(1890-1978),1914年入九州大学学习医学,1937年之前,旅居日本近20年。
蒋志清(常用名中正,字介石,1887-1975),1906-1911,先入东京清华学校,后转入振武学堂,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为士官候补生。
李大钊(1889-1927),1913-1916,早稻田大学政治科。
陈独秀(1879-1942),1901-1903,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
汪兆铭(号精卫,1883-1944),1904-1907,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
孙传芳(1885-1935),1904-1908,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张闻天(曾化名洛甫,1900-1976),1920年留日,所在学校及毕业时间不详。
王国维(1877-1927),1901-1902,东京物理学校。
廖仲恺(1877-1925),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年份不详。
廖承志(1908-1983),1927-1928,早稻田肄业。
谢方(1908-1984),1928-1930,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邓子恢(1896-1972),1917-1918,早稻田大学肄业。
陈寅恪(1890-1969),1902-1905,日本东京弘文书院高中。
陈望道(1891-1977),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
秋瑾(1875-1907),1904-1906,青山实践女子学校。
郁达夫(1896-1945),1913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夏毕业后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1916年秋改入该校法科。1919年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2年毕业。
周作人(1885-1968),1906年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预科,后改入立教大学学习海军技术,不久又改学外国语,1911年夏回国。
蒋百里(1882-1938),1901年被选派入日本成城学校,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6年毕业回国。
阎锡山(1885-1960),1904-1909,先入日本武备学堂,后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汤恩伯(汤克勤,1900-1954),1922,日本明治大学。
戴季陶(1891-1949),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1905-1909,日本法政大学。
何应钦(1890-1987),1908-1916,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肄业,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毕业。
田汉(1898-1968),1916-1922,东京高级师范学校。
这张长长的榜单里,除开那些英年早逝的,或者在早期为国捐躯的人之外,几乎国共两党中排名靠前的精英绝大部分都在上面。
当这一大批人涌向日本时,日本民间持何种态度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但日本官方的态度最起码是松驰的。他们或许认为,这些人学成回国,不会成为日本的敌人,若干年后,日本要占领中国,这些人是会成为带路党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想到,除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留学者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你有你的国,我为我的国,这没什么好讲的。更何况,日本的很多硬实力和软实力,本来就来自中国,我拿回来,天经地义。
1920年5月,“盗火者”陈望道将日本政治家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基,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成为华夏民族的另一道强大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