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6月，父亲带着我一路打听，找到了位于教育局旁边的县文联。隔壁单位的人听说来意，立即帮我们找回了在外面跟人聊天的文联主席龙险峰。
　　那时是我刚刚进入到写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0年的小学和初中时期，以长篇武侠小说和旧体诗词为主。进入90年代后，开始转向以新诗为主的现代文学。截止当年6月，我写了十来首诗，三四篇散文，二十余首歌曲。去文联时，我带了三首短诗。
　　险峰主席看了我的诗后，指出受席慕蓉的影响，想象力不够丰富。我说我还有一首长诗，得他许可后默写了出来。所谓长诗，其实也才三十几行。他认为比那几首短诗好多了，随后便推荐我去参加不久后在虎渡口召开的文学笔会。
　　我一直认为，第一次参加的这次虎渡口笔会，是我参加过的所有笔会中印象最深的，后来的笔会，无论级别多高，强手再多，都没有虎渡口带给我的愉悦和充实。
　　在笔会上，我像是一个初入宝山的淘金人，发现本土竟然有那么多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其中写诗的有龙险峰、龙碧洋、冉杰、龙大同、吴秀云等，写散文的有欧秀昌、龙玉良等，写小说的有杨聪训。从他们口中，我得知除了上述人等，松桃的知名作家还有未来参会的诗人完班代摆、淋寒、田如汉，小说家吴恩泽、张琪敏、黄烈燕等。我作为一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独自写作从无知音的少年，此刻得以站在那么多前辈们身边，倾听他们谈论本地文学事业，交流创作心得，指点文章不足，心中充溢着一种对于文学圣殿久慕未见而终见的欣喜。
　　参会的也有跟我一样在二十岁以下，或者稍大点也不过二十出头的作者，如梁四毛、谌立新、田杰、诗诗等，但跟我不同的是，他们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都有了相当的经验，相近的年龄使我们更容易谈到一块，与他们的相处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
　　笔会不是在一个固定会场进行，而是呈线性游览式展开，一如松江河水从虎渡口奔涌而来，滔滔不息，直下潇湘而去。我们的游程，便是乘了大船，一直漂流到三省交界处的四川洪安镇。站在船头，看两岸青山如黛，村居似隐，都像走马灯般被这条满载文人墨客的大船抛闪如昨。此情此景，用清真词“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来描述再恰当不过了，但与美成以景带情，写离愁别绪不同，此刻船上诸公言笑晏晏，指点河山，昂扬着满怀的豪情与憧憬。
　　熟门熟路的险峰把大家带到一家书店。虽然只是一间老旧木屋门面，但店小不代表格局就小，品味就低，店里有着大量的文学书籍，所有人进去都乍觉眼前一亮，像抢购生活必需品似的蜂拥而入。险峰反客为主地挤到柜台后面，大声喊道：“哪个要哪样书我帮你们取！”往往是他翻到一本书问“有人要没？”，至少都有好几个人齐声抢答“要！”我抢了几次才抢到一本《泰戈尔诗选》。他还拿到一本《酒》，问人要没，龙大同哈哈大笑着说：“给我，啷个爱喝酒，就买本《酒》吧。”
　　在洪安游览了一番当地的民情风俗后就乘船回去。如果说来时的水路是“一箭风快”的畅怀，那么回去就是一条筚路蓝缕的艰辛之旅，这就是顺流与逆流的区别。其时尚无机动船，逆流之中，船公即便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撑不上去，这时就需要人下去拉纤。船上众人酒足饭饱，正无处活动筋骨，没等船公开口，二三十个男人就脱去鞋子捋起裤腿跳下船去，肩扛着沉重的纤绳，学着电影里的纤夫，整齐划一地喊着号子往上游行进。
　　这种古老的行业对于连锄头都没扛过的非农人口来说，无疑是一种新鲜刺激又富含文化底蕴的体验，当我赤脚踏在河底光滑的卵石上，那种被抚慰的感觉使得肩上的负重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尽管大家都伸着头，弓着腰，肩上受力，脚下使劲地向前艰难挪动，依然谈笑风生地聊着天，讲笑话谈趣闻，争辩着不同的观点，宽阔的河面上弥漫着阵阵笑语。
　　当天的住宿安排在木树乡敬老院，我对诗诗笑道：“我想起一个歇后语：我住敬老院——享福早了。”她说：“哪有这个歇后语，你现编的吧？”
　　天黑之后，月光从高大的杨树叶缝间筛落下来，斑斑驳驳地洒在院子里。时间还早，文联安排了文艺表演。我其实会唱歌，但我胆子小，不敢报名，看着他们自告奋勇地上去唱歌，无论唱好唱坏，都让我十分羡慕。轮到险峰表演，他用中气十足的方言大声朗诵诗歌，随着情绪逐步高涨，他先是跳到椅子上，然后又跳到桌子上去朗诵，这种源自天性的奔放和不羁，配合着他充沛的情感，非常具有感染力，场上叫好声和欢笑声不绝于耳。
　　当晚最后一个节目是麻光中的二胡表演。麻光中是在文化馆从事作曲的，他的二胡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那晚他拉了《良宵》、《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等名曲。琴声从他的弓弦下丝丝缕缕地穿梭在夜风里，幽微婉转，哀怨伤切。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人人仿佛都被勾起了心底最敏感的那根弦，缅怀、感伤、嗟叹，各种情愫夜露般悄悄浸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多年以后，欧秀昌老师回忆起那次笔会，最终的焦点都会停留在这场二胡表演上。
　　次日在长兴住宿的旅馆里，险峰主席安排大家讲笑话，不能让人发笑的必须做三个俯卧撑。他们似乎都有能言善辩的才能，各种俗的雅的土的洋的笑话张嘴就来，引得大家阵阵发笑，欧秀昌老师特别不经逗，每次都笑得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大叫“我受不了啦”。笔会结束后，我向母亲讲起这些经历，母亲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大人还能笑成那样，太好玩了。轮到我时，我没有他们的急智，再加上紧张，把从书上看来的一个笑话讲得磕磕绊绊，自己也不知在讲些什么，讲完后看大家都一脸严肃，不禁急了：“你们为什么都不笑啊！”险峰干脆地说：“做俯卧撑！”到了做俯卧撑，我反而平静了下来，我不怕做体力活，就怕跟人说话，做完三个俯卧撑后，险峰“咦”了一声：“不错，可以啊。”
　　这次笔会的成果，使文联刊物《松桃文学》产生了堪称里程碑的一期“诗歌大展”，充当排头兵的是龙碧洋的长诗《船在大河》和淋寒的散文诗《太阳》，龙碧洋是个满怀激情并随时会喷薄而出的歌手，他的诗歌如大河激浪，层层铺排，气势宏大，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热情。淋寒的散文诗更具现代性，在奇崛的词句下面深藏着生命的拷问与思辨，意象的虚实结合做得比较到位。
　　除此之外，龙险峰《大河水的鲤鱼游进浴盆》、完班代摆《葬礼的颜色》、田如汉《山居的消息》、龙大同《七月，我斟酒满杯》、吴秀云的《掌心为巢》等，都具有各自的写作特点和诗意空间。如果说在笔会上跟他们的交流还只能得到一些浮泛的印象，那么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时，那种震撼之后深深沉溺的感受就变得无比具体。以我当时极其有限的诗歌阅读经历来说，本地这些诗歌并不亚于我在有限的报刊上看到的外地诗歌，并且更具有我脚下这块土地的热度和情怀。
　　在这一期杂志上，还有一个堪为佳话的现象——主编特别多，分别是《松桃文学》主编龙险峰、《芭茅草》主编龙碧洋、《我们》主编淋寒、《苗山》主编田如汉等。除了《松桃文学》是官办刊物外，其他的都是民刊，如果再算上其他未成气候的民刊、各中学校刊，那可真是遍地诗人，文风之盛可说一时无两。
　　
　　二
　　虎渡口笔会之后不久，我就在文联办公室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完班代摆。他是个长相粗犷、头发卷曲的青年，但在松桃乃至铜仁都成名已久。
　　对于完班代摆，最初我只知道他是个诗人，本名叫龙志敏，他的《葬礼的颜色》《关于翠翠的十四行诗》和《北京有舞》等，一经刊登就成为我们谈论的对象和学习的范本。接触久了，他逐渐展示出其全面性，小说《爆炸》、《麦地你飞来又飞去》等，用朋友的视觉讲述了一些关于挣扎和幻灭的别样人生，散文《去腊尔山之路》、《完成一条河的漂流》等，用诗人的敏锐感觉和华美笔触，摹写民族地域历史的精神之旅。同时他的文学评论也很不错。